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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政區化:新中國水上民主改革的歷史透視(1950~1955年)
發布時間: 2019-12-13    作者:黎心竹    來源:國史網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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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江、河、湖、海及周邊地帶,長期生活著依水而生、靠水為業的水上居民。他們“漂流水上、居住分散、情況復雜”[1],形成了獨特的水上社會。為強化對水上社會的管理,元代以來,各地曾經多次設立水上軍事管轄組織,試圖將船民、漁民等水上居民納入國家權力的控制范疇。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水上社會的管理實現了從“軍事化管理向民政管理”的過渡,但由于水、陸有別,對水上社會的管理始終有限。[2]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對此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并于1950~1955年開展了水上民主改革[本文所用水上民主改革概念,指黨和政府針對水上社會開展的民主改革,包括民船民主改革和漁民民主改革。為行文便利,除非特別強調,筆者均以水上民主改革統稱。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267頁。]。以1952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漁民工作的指示》為標志,其前后可分為第一次水上民主改革和第二次水上民主改革。[參見《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頁。]水上民主改革的目的,不但要肅清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后潛入水上的“地主、惡霸與反革命匪特”等反動勢力,而且要建立專門的水上政權機構,團結漁民,“逐步恢復與發展漁業生產,以配合全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p.268)目前,針對水上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特點以及其背后所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術界缺乏深入討論[目前學術界對新中國成立后水上民主改革以及水上政權建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內河、沿海的民主改革與水上行政區管理兩個領域。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劉詩古的《從“化外之民”到“水上編戶”:20世紀50年代初鄱陽湖區的“民船民主改革”運動》(《史林》2018年第5期);陳辰立的《一九五〇年代惠安沿海漁業民主改革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8年第5期);董小鵬的《建國初期武漢水上區的首次普選》(《武漢文史資料》2018年第1期);田蕊的《“水上”的故事:1950年代的上海市水上區》(《史林》2015年第2期);等等。]。因此,本文借助相關文獻及口述資料,循著水域政區化建設的路徑,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水上民主改革進行系統梳理,以期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新中國成立之初水上社會概況

  水上社會主要由江、河、湖、海等水體范圍內人群聚居而形成。由于中國水域面積較大,江、河、湖、海水網交錯,水上居民流動性強,加之水域處于陸地社會邊緣,較為封閉、疏離,一直以來陸地社會對水上社會缺乏了解。在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大量地主、土匪、特務等利用水網易于逃竄的特點,不斷流入內陸及沿海地區的水上社會,加之此前水上社會長期存在的封建、反動勢力,這些都給各地水上社會帶來了極大危害。因此,這就要求各地對水上社會進行深入調查,摸清情況,為下一步工作打下基礎。

  (一)水上居民人數眾多,規模較大

  我國水上居民人數眾多,但因為人口流動性強,歷來各地主管部門對其規模鮮有掌握。新中國成立后,各地陸續開展對水上社會情況的調查,對水上居民的規模有了較為清晰的了解。據江蘇省蘇北行署農林處1952年10月統計顯示,僅在蘇北地區生活的漁民就有32.69萬人(包括家屬),其中,沿海地區約有6.76萬人,內湖約有25.93萬人(70%生活在水上)。[3]據華南分局沿海邊防工作委員會1953年4月的報告顯示,華南沿海地區從事漁業的人口大約在80.4萬人,加上島民、鹽民共有100多萬人。[4]其規模之大,可見一斑。

  (二)大部分漁(船)民生活困苦

  一些漁民“衣不蔽體,日不再食,居住無著”。[5]分布在廣東省三亞、紅沙兩地的疍民[今三亞、紅沙兩地均屬于海南省。疍民是廣東、海南等地的土著居民,以船為家,以捕魚和水上運輸為主要職業。參見詹堅固:《建國后黨和政府解決廣東疍民問題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6期。]“每天靠換魚才能過活”。舊中國對疍民這一特殊人群既未統計,也“不曾有過救濟”。[6]海口的漁民“生活勉強過得去,沒有饑戶”,也不過是“僅夠維持生活”。[7]因此,除從事漁業生產外,一些漁民還鋌而走險,從事走私活動。據華南分局1950年1月調查發現,在新中國成立前,往來三亞和萬寧的疍民在捕魚之外便進行小范圍走私活動。[8]

  (三)水上居民流動性大,難以實現有效管理

  由于水網發達,河海互通,水上居民具有極強的流動性,因此,政府難以實現有效管理。江蘇、安徽、山東等地的漁船往往會在每年秋天到蘇南的太湖捕魚,水上社會存在來去皆無人管理、情況復雜的現象。[9]華南地區毗鄰港澳,海岸線長,氣候差異大,情況與太湖地區又有所不同。華南沿海的水上居民大多是疍民,分布在珠江、東江、粵中和海南島等地區,漁民流動范圍大、流動性強。海南島的疍民常常在每年2~3月、7~8月到萬寧縣烏場港外捕魚,9~12月則到三亞捕魚。[8]根據魚汛季節變化和不同漁業作業情況,華南地區沿海疍民的活動范圍從粵東海岸陸地一直延伸至邊境附近。[10]水上居民的強流動性加大了地方政府對水上社會的治理難度和對水上居民的救濟難度。

  (四)水上社會關系復雜,仍然存在一定的封建勢力

  實行水上民主改革前,漁民、船民內部仍然存在著與新中國不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關系。漁區內有漁業剝削者、漁工、漁民多種階級成分,其中,漁業剝削者除資本家外還包括漁欄主、灣主、埠主、更夫頭等。[11]灣主、埠主不從事生產勞動,[12]卻利用舊有的社會關系或勢力把控灣頭、埠頭等關鍵水域。[13]在華南沿海地區,海權長期以來由惡霸地主、封建把頭、漁欄主所有。[14]與此同時,舊的勞資分配制度在水上社會仍然存在,各地漁民的收入水平受到船主、漁欄主的嚴格控制。船主往往掌握大部分或全部船、網等生產工具,依靠雇用漁工生活。[3]漁欄主是在漁港經營漁產品、漁需品的陸上商人,他們與漁民保持借貸往來。舊中國華南地區的沿海漁民在打造海洋捕撈作業的大船時,不得不向漁欄主借貸;漁船捕撈歸來時,無論是卸貨還是漁民購買漁需品,都必須在放貸者的漁欄;漁船賣魚所得貨款需抽出10%~15%給漁欄主。[《中山文史》第41輯,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中山文史編輯部1997年編印,第90頁。]此外,一些漁欄主還采用“大秤入,小秤出”的交易方式[15]對漁民進行盤剝。這就使得漁工與船主、漁民與漁欄主形成了極強的人身依附關系,一些無限期借貸關系經年累月不斷積壓,甚至出現代代相傳的現象。

  (五)漁農關系、水陸關系緊張

  長期以來,水上居民備受壓迫、剝削,也遭到岸上居民的歧視,漁農關系、水陸關系較為緊張。[16]尤其是華南地區的疍民,他們長年以船為家,不僅受到“漁霸、把頭、灣主、埠主的欺壓盤剝”,還受到陸上居民的歧視,無法上岸建房居住,過著“下海三分命,上岸低頭行”的生活,境況十分悲慘。[17]1950年6月,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在省政府黨組會議上指出:“全國解放了,漁民還沒有解放”。[18]1951年8月,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在送審的民船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全國內河運輸的主要工具——民船運輸業目前存在著嚴重問題。‘黃牛’船行、封建把頭、會道門、幫派的反動分子仍然對船工船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特務分子、反動黨團、偽工會、偽同業公會仍然進行敲詐;漏網匪特、流亡地主混入活動。他們互相勾結,控制江面,掌握碼頭,操縱貨運,并進行反革命的破壞活動”。[19]

  鑒于水上社會存在著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關系,中共中央決定推行水上民主改革,重建水上社會關系,保障水上居民的根本利益。

  二、水上民主改革與社會關系重建

  為了建立并鞏固新生人民政權對水域的管理,解決水上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在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在內陸、沿海水域發動漁民、船民開展水上民主改革。

  華南地區因戰略地位特殊,其水上民主改革不但涉及水上社會秩序重建,而且涉及海防建設,因此,華南分局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對沿海地區的民主改革尤為重視。1950年9月,華南分局在《給潮汕地委的沿海工作指示》中明確指出:應當發動與組織漁民積極配合人民政府重點組織供銷合作社,逐步建立魚市場,“有步驟地削弱封建勢力”。此舉關乎“小手工業者的生活,沿海市鎮工商業的繁榮”以及“反霸清盜、緝私”問題,是沿海工作的重心。對此,加強專門管理機構的建設尤為必要。[20]10月,葉劍英在廣東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上強調,廣東省人民政府應當加強與水上居民的聯系,通過海島管理局集中管理海島。[21]1951年1月,廣東省人民政府從中山縣、東莞縣、寶安縣劃出萬山群島、淇澳島、橫琴島、萬頃沙、外伶仃島、佳蓬列島等沿海島嶼,由新組建的廣東省人民政府海島管理局珠江分區(后改為珠江專區海島管理處)專門管理。[《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0年編印,第2頁;靳爾剛、蘇華:《職方邊地:中國勘界報告書》上,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30頁。]海島管理局的建立加快了廣東沿海地區民主改革的進程,不過,由于當時地方政府忙于陸上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水上社會的民主改革工作稍顯滯后。

  1951年7月25日,華南分局發出《關于配合城市民主改革和農村土地改革系統地開展沿海漁民運動的指示》,強調沿海漁區與城市、鄉村地區同步開展民主改革的重要性。換言之,當以城市、鄉村為中心的陸上社會開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時,沿海、沿江等水上社會同樣要配合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反封建斗爭”,避免水上社會成為“封建殘余勢力和反革命分子隱身潛伏的避風塘”和“目前三大運動的死角”。[《湛江文史》第22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湛江市委員會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2003年編印,第61頁。]同年,廣東省珠江專區海島管理處組建漁區民主改革工作隊,分別深入到各個漁區開展民主改革,推進水上社會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工作。[《珠海文史》第12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2001年編印,第133頁。]由于部分漁區在民主改革前已有土地改革工作隊進駐,因此也存在由土地改革工作隊代為開展漁區民主改革的情況。[22]對此,時任華南分局第三書記的方方指出:1951年10月以前的廣東省農民運動,是以土地改革為中心,密切結合著城市、交通系統、漁民民主改革[1950~1953年間,“漁業民主改革”與“漁民民主改革”名稱常常混用,但均指針對水上社會漁民群體與漁業生產關系的民主改革。]展開的。[《廣東省土地改革運動史料匯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省檔案館1999年編印,第445頁。]事實上,同時期其他地區的水上民主改革亦是如此。不難發現,這一階段的水上民主改革作為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補充,著重清理了水上社會的封建殘余勢力和反革命分子。水上民主改革既是鎮壓反革命運動在水上社會的實踐,也受到土地改革運動在農村基層實踐的影響。

  由于漁(船)民的生產工具較為特殊,漁船、漁網等造價高,漁(船)民之間往往存在合伙關系,漁(船)民與漁欄主、船主的關系也更為復雜。發動底層漁(船)民組織漁(船)民行業工會、漁(船)民協會,與處理漁民與漁欄主,船民與船主、船行的金融、勞資關系連在一起,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和難度。如1951年1月初,廣東省珠海漁區的工作人員在萬頃沙等地開展水上民主改革工作期間,就遇到過漁欄主利用殘余的封建經濟關系煽動漁民抵制改革的情況。對此,工作人員一再澄清,民主改革是“為你們有自己獨立的經濟,不再受漁埠主和漁欄主的剝削”。顯然,要想打破原有社會秩序,首先要改變漁民與漁欄主之間的經濟關系。于是,珠海漁區的漁改工作組嘗試采取成立合作供銷站的方式解決問題。[《珠海文史》第12輯,第133~134頁。]這一方式解決了漁民生產生活中的經濟難題,打破了原有的經濟關系,是各地水上民主改革工作中組織漁民協會的成功范例。

  195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了水上民主改革的方向,將經劉少奇修改形成的《關于開展內河木船工作的指示》作為“指導具體斗爭的文件”,“發給進行內河木船工作的干部”。[19](pp.669~670)該指示確立了水上民主改革以“重點打擊殘酷壓榨船工、船民的‘黃牛’船行、薦頭行等封建殘余和混入木船業的土匪、惡霸、特務等堅決反革命分子”為指導思想,“以船工為骨干,團結近似獨立勞動者的船民和所有船主,組織反封建的統一戰線,如船民協會”等形式,打擊橫亙在新政權與底層船工之間的社會代理關系,勞資關系問題則暫時放在次要地位。[23]顯然,當時水上民主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改變舊的水上社會關系,重建新的社會秩序,強調要“組織反封建的統一戰線”,換言之,就是要團結可能團結的群體,避免影響到與漁業、航運等水上工作相關人群的生活,保障市場穩定,推動民主改革穩步進行,改善并建立起新的水上社會關系。

  1950年到1952年11月的第一次水上民主改革,其中心工作在于清理水上社會的封建殘余勢力,打破舊秩序,同時也是為了配合全國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阻止陸地上的特務、地主流入水上,清理水上社會中的反動分子。這一時期的水上民主改革工作在部分地區取得了成效。如廣東省沿海地區建立了漁民協會、漁民工會等基層組織,[4]曲江縣在這一時期開展了一些救濟貸款的工作。[24]江蘇省蘇北行政公署轄區內,經過調整生產關系,漁民經濟情況普遍得到改善。[3]但這一時期的水上民主改革并不徹底。正如時任交通部部長的王首道在1952年12月26日提交給中共中央的《全國民船工作會議總結報告》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余勢力還在有形或化形存在,統治著水上人民,擾亂治安”。[1](p.473)一方面,此時的水上民主改革是陸上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補充,基層政權往往忙于土地改革及其他中心任務,對水上居民照顧不夠,導致部分漁(船)民認為政府“愛農民不愛漁民”[4],迫切地要求進行改革,“陸上解放,水上也應當解放”[25];另一方面,部分地區的水上民主改革工作未深入展開,絕大部分地區“民主改革多未進行”[1](p.109)。盡管第一階段的水上民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打破了部分社會代理關系,但是由于缺乏專門機構的系統管理,此次民主改革的成績難以鞏固。當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告一段落后,水上社會的日常工作仍舊存在不少問題,這就需要進一步推進相關改革,建立起專門管理機構,加強對水上社會的有效治理。

  三、建立組織機構與水域政區化

  早在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業部在召開首屆全國漁業會議時就提出:“在一定的水產區域如洪澤湖、太湖、長江等地,在可能及必要的條件下,應組織統一的漁業管理機構和群眾的漁業組織”。[26]盡管此次討論針對的是漁業生產問題,但不難發現黨和政府對在水上社會建立起統一管理機構的決心。在水上社會的第一次水上民主改革中,漁民協會、漁民工會、船工工會等基層組織漸次成立。這些組織承擔了“貫徹勞資兩利”等社會管理及協調處理社會關系的職能。[27]盡管這些基層組織作用不小,但其功能并不完備,而且許多地區連這樣的基層組織仍未建立,所以改革仍需深化。

  與此同時,當水上民主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后,水上社會往往面臨工作隊調走,當地領導認為水上民主改革任務已經完成,對漁政事務等諸多問題不夠重視的現象。工作隊調走后,水上民主改革工作中培養起來的新骨干還無法完全勝任領導工作,各地水上社會時常發生“無領導、問題不能解決、生產組織垮臺”等現象,水上民主改革取得的成果也因此受到影響。如廣東省汕頭市南澳縣隆東鄉在第一次水上民主改革工作中成績斐然,共創建了35個男互助組、27個女互助組。但第一次水上民主改革結束后因無人管理組織,部分互助組解散,漁民生產問題和組織問題亦無人幫助解決。此外,自從水上民主改革工作告一段落,廣東省博賀港的工作人員就被調去做農村工作,漁民生產工作缺乏管理,導致勞資、雇傭關系和船權、海權等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14]這也給水上民主改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建立專門機構加強對水上社會的管理。

  195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民船民主改革工作的再次指示》。1個月后,中共中央又下發了《關于漁民工作的指示的通知》。前后兩份有關水上民主改革的中央文件,強調了肅清反革命分子、打倒封建把頭的民主改革方針。[1](pp.110,269)在此基礎上,后者進一步提出要設立專門的政權機關對漁(船)民實行統一管理,保證及時處理漁(船)民的訴求,爭取和團結漁(船)民,發動漁(船)民開展民主改革,肅清潛伏的反動勢力,完善基層政權建設。中共中央指出,按水域情況建立基層政權是“做好漁民工作的關鍵”,要求內河、內湖等應當根據水域面積的大小設立縣、區、鄉級水上行政區(即“按湖設治”),沿海地帶則應以港口為中心,根據打魚區域劃分水上行政區;漁民縣(區、鄉)負責區域內所有水上居民(漁民、船民)的管理工作,改變了過去水域橫跨多個陸地行政區,管理權分散的狀態;相關中央局、省委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制定水上行政區建設規劃及民主改革方案,有步驟地實施,并在1953年“基本完成漁民民主改革、恢復與發展漁業生產的任務”。[1](pp.267~270)可見,水上行政區建設是推進水上民主改革的關鍵步驟。

  根據中央“按湖設治”的方針,1953年初,水上民主改革開始逐漸轉向水域政區化建設。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廣東省正式設立了雷東、珠海兩個漁民縣,并在饒平、陸豐和陽江等縣分別設立六個漁民區(鎮),沿海、沿江地區還計劃陸續設立更多的漁民區、漁民鄉。[28]5月5日,中共江蘇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于漁民工作的報告》,提出除“現太湖已經中央批準成立震澤縣外”,擬按照“五千只船以上設縣,一千只船以上設區,三百只船以上設鄉”的標準,在高寶湖成立一個(縣級)辦事處,石臼湖、滆湖、陽澄湖、馬家蕩、得勝湖、大縱湖、長蕩湖、固城湖、淀山湖設區,其余不足1000只船的湖蕩設鄉。“在內河及城鎮之漁民,不單獨建立政權組織,視船只多少及其分布分別成立漁民委員會,屬附近縣、市、區、鄉領導”。[29]中共中央批轉了江蘇省委的報告,要求各地改進對漁民工作的領導,加強對水上社會的管理。[29](p.387)隨后,各地水域政區化建設工作不斷推進。至1953年10月底,包括雷東縣在內,廣東省粵西行政區[即原廣東省高雷專區,1952年改設粵西行政區,下轄茂名、遂溪等17個縣。1956年撤銷,轄縣分別劃歸湛江、佛山專區。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1949~1997)》,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5~1376頁。]沿海共建立漁民縣1個、區16個、區級鎮1個、漁民鄉171個、鄉級鎮1個。[《湛江文史》第22輯,第64頁。]1954年8月,廣東省提出應當在水上民主改革持續推進時抓緊時機,及時解決建立黨政組織和統一領導問題,凡處于市區的港口都應當建立水上區政府或辦事處。[30]到1955年,江蘇省一些轄區范圍包含水域的鄉鎮地區也開始申請建設水上鄉人民委員會。如江蘇省上海縣[上海縣原屬江蘇省管轄,1958年劃歸上海市管轄。]閔行鎮就積極申請增設水上鄉人民委員會,以加強對漁(船)民的領導。[31]

  除了在水域面積較大的江、河、湖、海地區設立漁民縣、鄉外,廣州、上海、武漢、福州、南昌等大城市也在城市內部紛紛設立水上行政區,專門從事漁(船)民等水上居民的管理工作。水上行政區的建立為漁(船)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保障,漁(船)民的生產、生活、文化教育等問題均有專門管理機構負責,改變了以往水上居民無人管理的狀況。水上居民的生活空間逐漸從水域轉向陸地,日常生活得以改善,社會地位日益提升。[32]水上行政區的設立將水上居民納入現代國家管理體系。各地水上行政區成立后,在水上政府機構的動員下,水上居民積極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基層選舉。重慶、武漢兩市沿江地帶的水上居民多次舉辦討論會討論憲法草案。[33]從這個意義上看,水域政區化建設不但使水上居民有了專門管理機構,為水上居民解決了生產、生活以及文化教育等諸多問題,而且加強了其與陸地的聯系,增強了漁(船)民對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感。盡管水域政區化建設仍存在一些問題[34],但總體看來,水上行政區的設立解決了漁(船)民的生產、生活問題,重建了水上社會秩序,鞏固了水上民主改革的成果,水上社會完成了從舊社會到新社會的蛻變,水域政區化也因此深受水上居民的歡迎。

  20世紀50年代初是政治運動與基層政權建設并行的年代,前者為后者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后者則進一步加強了國家政權建設,保障了社會穩定,為鞏固運動成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水上民主改革作為全國政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彰顯了這一特點。實現水域政區化既是水上民主改革的初衷,同時也是民主改革不斷推進的必然結果。第一次水上民主改革是為配合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而發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關系,形成了新中國漁(船)民基層組織的雛形,部分地區設立了專門管理機構,為水上行政區建設奠定了基礎。第二次水上民主改革強調在全國水上社會開展民主改革的重要性。在中央“按湖設治”方針的指導下,地方政府開始將水域視為具有行政意義的地理區域,普遍建立了水上行政區,采用與陸地相同的管理方式,改變了水上居民長期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水上行政區的設立推動水上民主改革向縱深發展,鞏固了水上民主改革的成果。水上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并逐步被納入新中國行政管理體系之中。

  [參引文獻]

  [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頁。

  [2]張偉然等:《論中國傳統政治地理中的水域》,《歷史地理》2016年第2期。

  [3]蘇北行署農林處:《蘇北漁民經濟情況報告(1952年10月29日)》,江蘇省檔案館:7011-002-1840。

  [4]華南分局沿海邊防工作委員會:《關于華南沿海漁民工作情況報告(1953年4月10日)》,廣東省檔案館:204-1-198。[5]《啟東縣志》,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49頁。

  [6]華南分局政研室:《崖縣沿海情況調查(1950年12月20日)》,廣東省檔案館:204-1-22。

  [7]華南分局政研室:《海口沿海情況調查(1950年5月1日)》,廣東省檔案館:204-1-22。

  [8]華南分局政研室:《萬寧沿海調查報告(1950年1月22日)》,廣東省檔案館:204-1-22。

  [9]中國共產黨太湖工作委員會:《太湖工委關于建立太湖水上組織機構的意見(1952年8月15日)》,江蘇省檔案館:7014-002-0435-15。

  [10]廣東省民政廳:《沿海蛋〔疍〕民一般情況(1953年4月10日)》,廣東省檔案館:246-1-10。

  [11]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黨史研究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頁。

  [12]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51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頁。

  [13]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歷史(1949~1978)》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頁。

  [14]歐陽文:《關于華南沿海漁業民主改革工作報告(1953年10月17日)》,廣東省檔案館:204-1-198。

  [15]梁詳勝等:《今歌昔淚兩重天》,廣東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頁。

  [16]廣東省海島管理局:《抄送廣東海島情況請省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研究本省水上公民之參考(1952年)》,廣東省檔案館:238-2-2。

  [17]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黨史資料》第34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頁。

  [18]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黨史資料》第42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頁。[19]《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70頁。

  [20]華南分局:《給潮汕地委的沿海工作指示(1950年9月)》,廣東省檔案館:204-1-21。

  [21]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廣東省人民政府政府工作報告匯編(1950~1978)》,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頁。

  [22]中共湛江市委黨史研究室:《湛江社會主義時期黨史專題研究選輯(一)》,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頁。[2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頁。

  [24]廣東省政協視察小組:《曲江縣韶關市各界座談會綜合記錄(1953年6月)》,廣東省檔案館:243-1-25。

  [25]廣東省公安廳水上局東江水上分局:《關于惠陽一區三維鄉第六村上洲寮附近發生打魚糾紛的了解和調解經過(1951年9月25日)》,廣東省檔案館:238-2-12-17。[26]《全國漁業會議在京開幕討論保護漁場發展水產改善漁民生活系統建立漁業組織制定今年生產計劃》,《人民日報》1950年2月8日。

  [27]《煙臺水產志》,山東省出版總社煙臺分社1989年版,第104頁。

  [28]《廣東省建立雷東、珠海兩個漁民縣》,《新華社新聞稿》1953年第1044~1073期。

  [2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2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392頁。

  [30]華南分局辦公廳:《廣東省關于建立與調整水上各級組織的初步意見(1954年8月28日)》,廣東省檔案館:204-8-50。

  [31]江蘇省人民政府民政廳民政處:《關于建立與調查水上政權組織及其有關問題的來往文書(1954~1955年)》,江蘇省檔案館:4007-003-0320。

  [32]曉蘭、劍萍:《珠江水上的婦女》,《新華社新聞稿》1957年第2460期。[33]《重慶武漢兩市水上居民熱烈討論憲法草案》,《人民日報》1954年8月9日。

  [34]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農村工作部:《關于漁民工作材料(1954年3月)》,江蘇省檔案館:3040-002-0029。

  [作者簡介]黎心竹,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學歷史學院,210046。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6期。

  [責任編輯:周進、易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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