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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演進、特點與價值
發布時間: 2019-12-16    作者:楊彬彬 馬玉婕    來源:國史網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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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多次提出“最大的政治”論斷,將某一時期中心任務或目標界定為“最大的政治”,以達到統一思想、建構共識、凝聚力量的目的。“最大的政治”是在客觀分析實踐歷程的基礎上緊緊把握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對規律性認識的高度概括,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立場、方法與中國發展實際的結合,也體現了黨的理論自覺、實踐自覺與時代主題變遷的契合。分析其歷史演進邏輯,有助于理解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也有助于理解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發展階段性特點的深層邏輯和轉化規律。梳理“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歷史演進,闡釋其特點與價值,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一、“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歷史演進 

  概念界定是邏輯分析的前提。考察“最大的政治”論斷首先要明確何為政治。理解論斷中的“政治”,不能局限在政治事件的行為、活動、過程等方面,而應從事物在整個社會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去理解,核心在于通過復雜的政治關系抽離出最為重要的事物,并將其作為一定歷史時期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或重點任務。質言之,“最大的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務、原則或價值導向,是指在階段性或整體性歷史時期中最為重要的問題或議題,或是對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人民利益具有全局性影響的重大活動或事件。這種價值導向、問題或活動不局限在政治領域,以其全局性、長期性、根本性地位為標準而界定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政治”論斷是理論演進和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認識成果在話語體系方面進行深度演化,最終凝練上升成為一種理論化、概念化的政治話語表達。 

  “最大的政治”論斷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觀。“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與演進,體現了話語表達方式和思想認識的變化,從根本上反映了生產發展、關系調整、矛盾轉化的內在規律,其獨特價值在于將這種認識通過話語凝練升華為黨和國家的戰略決策。改革開放后,“最大的政治”內涵呈現出時代性變化特征,體現了黨對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本質、國家治理現代化認識的接續與深化。 

  (一)“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 

  “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從話語表達層面體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在黨的歷史上,與之相似的話語表達有中共中央宣傳部1932年提出的“最中心的政治任務”[1]、毛澤東1940年提出的“極大的政治任務”[2]和鄧小平1950年提出的“主要政治任務”[3]、1956年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務”[4]等,體現了一脈相承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方法論。“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左”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這就需要首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 

  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在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的談話中第一次完整、明確地提出了“最大的政治”這一論斷表述。他指出:“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5],將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明確為當時“最大的政治”,也就是列寧所說的轉向了“國家建設的政治”、“經濟方面的政治”[6]。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1979年3月,鄧小平在談到思想理論工作時指出:“國內現在最大的政治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5](p.227)他首次將“四個現代化”明確為“最大的政治”。同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并闡明了界定“最大的政治”的依據,就是“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7]由此可見,“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有著明確而一貫的價值取向,“最大的政治”話語表達的轉換則是生產力發展程度、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互動關系、人民群眾意志表達綜合作用的結果。 

  “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主要基于兩方面因素:一是對政治與經濟關系的重新思考。新中國成立后,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但是,由于執政經驗不足、國際局勢變動等因素,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實踐中發生了一些“左”的錯誤,“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8]。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總結改革開放前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將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作為考量“最大的政治”的標尺,這是對貧窮式社會主義、平均主義[8](pp.64,155)的否定,反映出黨從社會主義根本問題層面思考改革發展道路的自覺。二是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深化。“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將發展生產力作為“最大的政治”考量標尺反映了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深刻思考,體現了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檢驗標準;將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置于首要位置,體現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踐行群眾路線的統一;恢復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反映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發展道路、確定工作重心的科學的方法論。“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反映了黨的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這種話語表達方式增強了黨的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的傳播力、影響力、認同力。 

  (二)“最大的政治”論斷的話語表達多樣化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9]“最大的政治”論斷是一種思想認識和理論的話語表達,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其演進的根本動力。“最大的政治”論斷的話語表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而日益多樣化,最初將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視為“最大的政治”,其后出現了新的表述方式并逐漸概念化、固定化。 

  將“最大的政治”界定為經濟議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黨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0]1979年10月,鄧小平指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7](p.194)經濟工作的核心內容就是“四個現代化”,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兩種表述具有本質一致性。將經濟工作視為“最大的政治”與當時國內外形勢有直接關系:在國內,人民生活始終處于較低水平;在國際上,中國與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高度重視經濟問題是遵循唯物史觀的必然結果,將生產力發展置于優先位置,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遵循,也是回應現實問題的有效舉措。 

  將“最大的政治”界定為“四個現代化”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1979年1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時指出:“什么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7](p.234)這一論斷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本質上是契合的,是對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進一步凝練和總結。“最大的政治”論斷不僅是國內方針的進一步明確、政治傳播與動員的有效方式,而且是世界了解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重視向世界闡釋中國的方針、政策,運用“最大的政治”論斷的話語表達,增進了世界對中國發展道路、社會制度、思想理論的認識和了解。 

  將“最大的政治”界定為“總路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 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強調:“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線”,“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是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表述了我們現在的總路線。這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7](pp.248~249)這里的“總路線”或“政治路線”在表述上雖然不同于中共十三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11],但是根本指向都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江澤民繼續堅持了這一論斷,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12]這種表述體現了與鄧小平關于“最大的政治”論斷根本內涵的一致性和接續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了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明確了發展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明確了發展方式,改革開放理論明確了發展動力等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開創到不斷發展完善,“最大的政治”論斷的內涵亦更加明確。 

  (三)“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接續發展 

  隨著黨對社會主義本質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深化以及對黨情、國情、世情變化的準確判斷,中共十八大后“最大的政治”論斷又有了新發展,習近平提出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3]、“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4]等論斷。 

  2014年12月,習近平提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3]這是對當時面臨問題的回應,也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映射。2015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再次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15]這一論斷強調了人心向背是關系全局、關涉根本、關乎命運的關鍵問題,闡釋了將其作為“最大的政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2016年1月,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14]這一論斷不僅對黨的紀律建設具有指導意義,而且揭示出“政治”的本質,對黨的建設的總體布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2018年6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黨的政治建設,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16]這一論斷體現了黨的人民立場,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秉承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進一步發展了“最大的政治”論斷,既是不同歷史時期話語表達方式的接續與發展,又強化了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領域的價值引導。 

  “最大的政治”論斷是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直接反映,是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判定,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準確把握。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此同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體現在物質基礎方面,還日益體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各個領域。當前中國不僅面臨著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要以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而且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要以自身的發展有力回擊“中國崩潰論”、“社會主義失敗論”以及“文明沖突論”、“中國威脅論”等各種論調。中國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要堅定自信和保持定力需要人民群眾的普遍認同,也就是要不斷夯實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因此,回答好“最大的政治”問題和詮釋好、傳播好“最大的政治”論斷是科學解決時代課題的重要內容。 

  二、“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演進特點與影響因素 

  “最大的政治”論斷歷史演進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中共十八大前,強調“四個現代化”、“經濟建設”、“總路線”(即基本路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最大的政治”,將經濟問題置于顯著的位置;中共十八大后提出人心或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更加注重對公平、正義的觀照。這是對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直接反映,體現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同時在話語表達上呈現出多樣化特點。其影響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與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協調互動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歷史呈現階段性特征的直接原因,推動黨和國家主要任務或工作重心做出相應的調整,反映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動關系的變遷。因此,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也是“最大的政治”論斷演進的根本動因。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經歷了四次主要變化,分別是中共八大、八大二次會議、十一屆六中全會和十九大。通過比較分析就可以發現,準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并制定符合實際和規律的發展戰略就能夠取得顯著成就,反之,偏離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認知和判斷就容易造成挫折、失誤。 

  “最大的政治”論斷與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定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來,黨在堅持科學判斷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始終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線,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改革深水區和攻堅期,各種問題矛盾錯綜復雜。在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應該更加注重將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同人民群眾的可承受度結合起來。因此,中共十八大以來更加重視民心問題,致力于解決當前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提升人民的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體現了對“最大的政治”的科學把握。一方面,論斷以認識的不斷深化反映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論斷的科學表達為接續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二)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直接相關 

  “最大的政治”論斷是關于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一種政治話語表達。工作重心是由客觀社會現狀、歷史任務、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但是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是主觀認識、實踐轉變的結果。確立工作重心是黨執掌政權、領導國家、實現有效治理的重要方式,能否確立合理的中心任務關乎黨的先進性,決定著黨和國家事業的成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就是當前一個歷史時期的重點任務或重點領域,與時代主題、發展現狀有著直接關系。提出“最大的政治”論斷,將對工作重心的科學認識、制度安排、戰略規劃轉化為具有強大傳播力的話語表達,有助于實現黨的頂層設計、戰略決策部署與人民群眾實踐的密切銜接。 

  縱觀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可以發現,在客觀分析矛盾、科學把握規律基礎上確立的工作重心,有利于增強國家綜合國力和實現人民根本利益;反之,則阻礙國家發展、損害人民利益。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過程中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改革開放后,沖破錯誤思想束縛,將黨和國家工作重心重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中共十八大以來,突出了對民心的重視。堅定不移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對民心的高度重視,都是黨和國家關于工作重心的一種話語表達。 

  (三)與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深度融合 

  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深入分析其話語體系主要包括三種來源,即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種文化相互融合,或以古語新解的形式呈現,或以時代化話語表達,都體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最大的政治”論斷,不僅蘊含著深刻的歷史邏輯和科學的思維方式,本質上反映了共同的認識論,而且是一種具有民族特色與時代特色相結合的話語表達,體現了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是就革命文化而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明確了最主要的敵人和最可靠的盟友,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自覺運用,也為建設和改革時期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同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話語表達具有傳承性,為“最大的政治”論斷的形成提供了歷史基礎。二是就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而言,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發展,話語表達不斷多元化,為“最大的政治”論斷內涵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三是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言,新時代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論斷,不僅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而且對其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17]、“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18]等民本思想,對“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等論斷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為文化認同和理論創新提供了文化基礎。無論是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建設還是將民心作為“最大的政治”,都是文化資源整合和話語體系交融的結果。 

  三、“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時代價值 

  “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和發展,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也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它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有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與時俱進的時代內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最大的政治”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二者不是彼此割裂,更不是相互否定,而是前后銜接、辯證統一的。既不能用前者來規約后者,也不能用后者來質疑甚至否定前者。二者既相互聯系又有一定區別。從本質上來說,二者最重要的結合點就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有著相同的作用機制和現實功能,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中。 

  (一)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需要 

  “最大的政治”論斷彰顯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需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就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人民的需要具有歷時性、具體性特點,因而推動著論斷中“政治”內涵的不斷變遷。社會主義建設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種理想目標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堅實的物質基礎之上。中國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基礎上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在革命勝利之后最為緊迫的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中共八大做出了科學判斷,卻在隨后的實踐中產生了偏差。改革開放之初,基于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基于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論斷,既是對當時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回應,又是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科學探索。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做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論斷,是基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重大成就,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樣化、差異化,因此要關注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要關注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層面的需要。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下,堅定“四個自信”,深入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并將共享發展理念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有助于提高發展的科學性、增強改革的針對性、促進治理的協調性。為此,要健全民意訴求表達機制、民意回應機制、資源整合機制、利益分配機制,夯實“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民意基礎。“最大的政治”論斷是由客觀環境、人民需要、歷史趨勢所決定的,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準確把握“最大的政治”論斷的內涵和價值導向,將時代課題的回答、主要矛盾的解決、戰略任務的完成統籌考慮。 

  (二)凝聚改革力量和增進改革共識的內在需要 

  “最大的政治”以凝練的大眾化話語,增進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理解與認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事業,事業的凝聚力取決于事業的人民性。因此,“最大的政治”論斷的價值就是通過話語認同增進價值認同,進而實現人民群眾在對基本國情認知的基礎上對國家政策和制度的認同。一方面是“理論掌握群眾”[19]的需要,馬克思主義不是束之高閣的空洞理論,也不是簡單的話語表達形式,只有通過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被廣大群眾理解與認可,才能將精神力量轉化為物質力量;另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也必然是以人民為主體的偉大事業。通過“最大的政治”論斷可以幫助群眾樹立科學的政治觀,從而凝聚起共建意識和共建力量,為實現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奠定群眾基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利益多樣化、價值多元化等對社會結構產生了內在沖擊,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經濟社會結構,也對改革共識造成一定程度的弱化或消解。提出并發展“最大的政治”論斷有助于在增進政治共識的基礎上,不斷夯實改革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三)推動實施黨和國家“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要求 

  “最大的政治”論斷不僅反映了黨和國家主要的政治任務,還有效地實現了社會動員。“最大的政治”論斷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具有長期性價值,不能將其庸俗化。當然,要科學認識不同階段對不同層次問題的強調,對“民心”的強調屬于價值層面的問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調屬于理想目標層面的問題,對“經濟建設”的強調屬于總體布局層面的問題,對“四個現代化”的強調屬于發展領域的問題。恪守“最大的政治”的原則要厘清不同層次的現實訴求,也要明辨不同訴求的適用范圍和領域,關鍵在于將政治觀的價值取向與現實回應結合起來,在把握一般價值的基礎上不斷推進理想目標的實現,始終以人民的需要和滿意程度為轉移,真正將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轉化為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 

  “最大的政治”論斷是一種具有強大傳播力、影響力和認同力的話語表達,在思想引領、政治領導、群眾組織和社會號召中具有獨特作用。“最大的政治”論斷作為一種政治觀,也是一種政治動員方式。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從本質上來講都是對民意訴求的積極回應,同時高度重視通過頂層設計不斷增強制度供給,為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了戰略規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論斷既表明了具體的價值導向,又蘊含全面發展的要求,增強了理論的解釋力、制度的吸引力、政策的認同力,為黨和國家戰略布局的順利推進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與社會基礎。 

  “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的重新確立,論斷內涵的不斷豐富體現了黨對社會主義本質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認識的接續與傳承。“最大的政治”論斷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獨特智慧。確立并發展“最大的政治”論斷,有助于增強對黨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中心任務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對政治動員和資源整合內在機制的認識,有助于科學認識新時代長期性任務與階段性任務、整體任務與局部任務、根本任務與具體任務之間的關系。“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和內涵演進蘊含著深刻的方法論啟示,要科學把握“最大的政治”論斷提出的方法,恪守其中彰顯的基本原則,并將“最大的政治”論斷與黨的領導的制度優勢、群眾路線的政治優勢緊密結合,實現政治觀念向政治實踐的轉化、價值追求向制度安排的轉化、民意回應向政策設計的轉化,不斷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參引文獻] 

  [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頁。

  [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頁。

  [3]《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頁。

  [4]《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頁。

  [5]《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168頁。

  [6]《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頁。

  [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 

  [9]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頁。

  [10]《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頁。

  [11]《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頁。

  [12]《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4頁。

  [13]《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頁。

  [14]《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頁。

  [1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頁。

  [16]《把黨的政治建設作為黨的根本性建設為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重要保證》,《人民日報》2018年7月1日。

  [17]《尚書·五子之歌》,岳麓書社2001年版,第51頁。

  [18]《晏子春秋·內篇·問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頁。

  [19]《新時期黨的建設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頁。 

  [作者簡介]楊彬彬,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2;馬玉婕,博士研究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克思主義學院,102488。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6期。

  [責任編輯: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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