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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53年江西省水上民主改革研究
發布時間: 2019-12-16    作者:任云仙    來源:國史網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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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初期,航運業在國家運輸體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隨著國家調運物資任務日益增多,航運業的重要性日益彰顯,但該行業長期受船幫、幫會等民間勢力的影響,很難適應新中國國家建設的需要。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發展新中國航運事業,增強船民和船工[船民指自己有船、參加主要勞動、不雇工或少雇工的個體船民;船工指自己沒有船只,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船上工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1952~1953年,全國開展了水上民主改革。這場運動肅清了水上敵對分子,打倒了把頭[這里的把頭指“依靠特種勢力,籠絡流氓打手,把持船行碼頭,政治上橫行霸道,經濟上敲詐剝削,操縱貨源,勞力以及任意攤派負擔等,為廣大群眾所憤恨在解放后仍未改變者”。參見《全國民船工作會議總結(草稿1953年)》,江西省檔案館:X056-1-002-020。],實現了黨對航運事業的全面領導。針對這一問題,目前學界已經展開了初步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劉詩古的《從“化外之民”到“水上編戶”:20世紀50年代初鄱陽湖區的“民船民主改革”運動》(《史林》2018年第5期);陳軍強的《建國初期西江地區內河民船民主改革運動》(《紅廣角》2015年第4期);黃少卿的《略論建國初期黨對私營航業的政策》(《上海海運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馬柔適的《略論建國初期四川航運業的發展(1950~1959)》(四川師范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等等。],但有待進一步深入,尤其缺乏有影響力的省域個案研究。江西省因地處長江中下游,水運業發達,成為水上民主改革的重點地區。本文利用相關資料,對江西省水上民主改革的背景、經過及影響予以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民主改革前的水上社會

  江西省地處中原與嶺南、沿海與內陸的交界處,有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河五大河流和鄱陽湖,在水運網絡中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省大小河流2400余條,河湖港汊交錯,形成了一個密集的水運網絡。[1]由于陸路交通的落后,水上航運在交通運輸中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在新中國成立前,船民和船工作為水上航運的主要勞動力,不僅要面臨各種未知的自然風險,而且經常遭遇盜匪搶劫。1946年10月至1947年10月,“在贛江、鄱陽湖和江西省境內的長江沿岸,就發生劫案47起”。[2]解放戰爭期間,土匪和國民黨特務還經常襲擊解放軍的運糧船只。如1949年5~7月間,就連續發生4次襲擊,打死解放軍40余人,搶走糧食多達十幾萬斤。[《波陽文史資料》第5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波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年編印,第6頁。]

  為增強抗風險能力,處理復雜的外部關系,舊中國的船民和船工不得不參加船幫、幫會等以尋求幫助或保護,同時也不得不忍受把頭的剝削。船幫和船業公會具有很強的行業性、地域性與排他性,經常與幫會、宗族等勢力糾結在一起,你爭我斗,弱肉強食。為獲取利益最大化,把頭中不乏通過暴力手段欺壓船民者。各地都有把頭魚肉船民或煽動械斗的情況發生。如“軍山湖河流沿岸,何姓以陶派為基礎,萬姓以胡派為基礎,相互械斗。1949年3~4月,械斗40多天,共打死人命10余條”。[3]星子縣“有名的七大幫,張家幫、郭家幫、橫江幫、李家幫、謝家幫、下岸角幫、湖北幫。如張家幫,以張正堂為首,在水上橫強霸道,素稱為水上霸王,統轄全縣水課[水課也稱漁課,即漁業稅,征稅范圍涉及所有湖泊、池塘等可以養殖魚類的水體。民國時期雖無全國性的漁業稅,但各水域占有者仍以水課等名目向捕魚者征收費用。參見梁洪生、李平亮:《江西通史·清前期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146頁;《岳陽市志》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頁。]。這些幫派之間連年發生械斗”。[4]南昌港有“青、紅幫,十三太保,姐妹會,兄弟會,十八羅漢等;高安參加青幫者500余人,參加紅幫者150人;新建參加青幫者600多人。這些組織強制要求交納入幫費、入碼頭費、年節送禮、封船打差費、月捐稅”。[5]金溪縣滸灣港“除了日常苛捐雜稅之外,尚有行用費12%(即多繳納運費的12%——筆者注)、出幫費5%、幫差費5%、茶酒費5%、車船費3%、幫頭年節送禮費等”。[6]

  除盜匪、把頭、幫會等的剝削壓榨外,船民和船工也常遭到國民黨政府的種種盤剝。[《都昌文史資料》第4輯,政協都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2年編印,第190頁。]在一些船民的記憶中,最害怕的就是“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封船打差和蠻橫無理的打罵敲詐”。[《余干縣文史資料》第12輯,政協江西省余干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5年編印,第33頁。]景德鎮曾流傳一首歌謠:“一怕封船打差,二怕土匪山寨,三怕狂風惡浪,難防浪打沙埋。”[《都昌文史資料》第4輯,第190頁。]由于國民黨政府經年累月的惡行,使得船民對政府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感一直延續到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以致船民“不敢靠近”新生的人民政權[7]。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國家還未對水運系統進行改革,把頭依然以各種方式控制著水上航運業,船民和船工對新政權缺乏了解和信任,嚴重影響了航運業的正常發展。“廣大河道的民船運輸,仍然掌握在這些改頭換面的把頭手里,他們仍然把持船行碼頭,橫行霸道,敲詐剝削,操縱貨源,任意攤派負擔”。[8]如星子縣“把頭在貨商和船民之間介紹業務,繼續剝削船民”[4];臨川縣撫州港“把頭熊改勤開設船行,竄攏船幫拉攏船民”[9];有的把頭“轉入運輸社及工會組織內,破壞運輸或勒索船民”[10]。幫會頭目、把頭不僅嚴重損害船民的利益,擾亂了正常的航運秩序,也阻礙國家政策在航運業的貫徹。直至1952年底,江西省才在部分地區建立起航運管理機關和民船聯運社,但對船工和船民的具體情況仍缺乏了解。[11]如星子縣“解放以來,水上未進行任何改革和建立各種機構,群眾工作是一個空白點”[4];臨川縣“農村經過土改,城市經過民改,水上什么也沒經過,政府也不管,水上人民只翻了半個身”[9];甚至像南昌這樣的大港口,機構也不健全[12]。江西省船民數量頗多,他們常年在水上漂泊,流動性強,國家對其缺乏有效的管理,嚴重影響國家航運事業的開展。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國家亟待建立穩定、統一的航運體系,保證物資調撥運輸工作的順利開展。在此背景下,全國開展了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和打倒把頭制度”為目標的水上民主改革。[11]1952年11月,江西省民船工作委員會成立,開始進行水上調查與登記工作,在南昌、贛州、景德鎮、滸灣、禾水河、都昌、樟樹7個港口進行試點之后,水上民主改革在江西省全面展開。

  二、水上民主改革中的民眾心理與思想動員

  水上社會具有極強的自我管理特征,水上從業者通過地緣、血緣、行業關系組成相對獨立的社會網絡。國家要肅清水上敵對力量,必須充分發動船民和船工,徹底打破舊勢力對水上社會的控制。對此,各地政府紛紛派出工作隊入駐各港口,與船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詳細調查水上從業者的出身、歷史及社會關系,加強對水上民主改革的政策宣傳和思想動員工作。

  由于身份、經歷不同,船民(包括船主,下同)、船工和把頭對民主改革的態度也各不相同。

  國家對船民實行保護政策[11],但由于船民不了解國家政策,普遍存在著“三怕”心理,即“怕斗爭,怕分船,怕鎮壓”[13]。因此,有些船民賣掉大船換成小船,解雇工人,希望能借此改變自己的階級成分。作為有產者,有些船民害怕失去自己的船只,更害怕失去賴以為生的職業,對自己的前途惴惴不安。

  船工屬于無產階級,也是水上民主改革的依靠力量,有些船工希望借助國家之力,不僅改變自己對船民的依賴關系,同時也希望獲得一些經濟利益,像土地改革一樣能分到船只。“許多船工要求斗爭老板,希望提高工資”。[13]

  把頭是水上民主改革的打擊對象,他們中有些人意識到社會的巨大變化,希望通過各種途徑修復與船工、船民的關系,以避免被鎮壓。如金溪縣滸灣港把頭過細佬拜訪船工丁坎子,希望通過賠禮道歉來修復雙方的關系。[6]溫圳港經理陳早生、把頭金仔逢人便說:“我真急死了,趕緊要坦白”。他們還請船民和船工抽煙喝茶,希望在融洽的氛圍中消除過往的不快。[14]不過,也有一些把頭已經習慣恃強凌弱,并未有所收斂,仍通過恐嚇等方式脅迫船民與船工為其服務。如把頭桂醇釗召開秘密會議,布置親信打聽消息,揚言“水上民改公安局要我負責,大家不要亂說”[6],妄圖阻止民眾向工作隊反映情況。又如,安義縣青幫頭子魏作有甚至放言:“不怕他們作怪破壞,老子有機會殺掉幾個。”[15]把頭們的這些威脅恐嚇在廣大船民、船工中造成了一些恐慌,一些“船民怕打虎不成反為仇,我們生命難保”[16]。

  與此同時,工作隊與水上人員的融合也需要一段時間。工作隊進入之初并沒有馬上取得大家的信任。船民和船工對外來的工作隊一開始有很強的戒備心理。為打開工作局面,“工作隊出港期間與船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隊員很快學會了撐篙、搖櫓、劃船、升帆、拉桿,真正與船工打成一片,成了船工們的貼心人,清除了船工的思想顧慮”。[《九江五十年代風云錄》,政協九江市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大觀》雜志社編輯部1998年編印,第245頁。]工作隊作為政府機構的代表,以前在船民心中居于“高高在上”的地位,現在工作隊與船工、船民同勞動,無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一位老船民對工作隊的成員說:“我活七十多歲,都沒有像你這樣的人跟我說話,補衣服,這是毛主席教育得你們好啊!”[17]

  工作隊通過融入船民和船工的日常生活,有針對性地進行談話,了解普通民眾在舊社會的苦難心理,從而達到讓民眾訴苦的目的。舊社會有三苦:“撐船、打鐵、磨豆腐”[《昆山文史》第12輯,昆山市政協文史征集委員會、昆山市文化館1994年編印,第161頁。],其中撐船排在第一位。雖然船工、船民感嘆自己的苦難生活,但他們并沒有將苦難與把頭聯系起來。在聽到“剝削”這一概念后,南昌港有個老工人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你們說封建幫頭剝削,封建幫頭不是也替船老大攬貨嗎?”[18]這個疑問代表了當時一部分船工和船民的想法。當工作隊幫他們算完一筆細賬之后,他們才意識到受了把頭剝削。如溫圳港“陳瘦子起先認為自己沒有什么苦,后來經過算細賬,才認識到他被把頭章其詳剝削敲詐去的錢算起來,可以買一條新船”[14]。經過工作隊深入細致地工作,船民、船工終于認識到把頭的封建剝削性質。在此基礎上,工作隊進一步把積極分子串聯起來,水上民主改革的力量不斷壯大。

  作為個體勞動者,船民和船工因長期受把頭欺負,難免對其產生畏懼心理,但經過工作隊的動員、積極分子的串聯,船民、船工團結起來,力量愈發壯大,逐漸消除了恐懼心理。星子縣“余啟順談到過去受幫頭胡華為的壓迫就掉眼淚,于是就引導訴苦,進行教育,要斗倒敵人就必須串連大多數。因此,以苦引苦,串連了多名苦主”[4];清江縣“船民熊信堂揭露了熊春泰把持碼頭的情況,工作隊告訴他要打倒敵人,就要團結多數,他就串連了10多個苦主,組織了力量”[19];德安縣串聯起來的“苦主及積極分子共101人”[20];溫圳港“經過5天集中發動,串連起來的苦主有168人”[14]。通過工作隊的思想動員,船工、船民共同的苦難記憶被喚起,成為斗爭的重要依靠力量。

  如何引導群眾將內心的苦訴說出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戰斗力,成為水上民主改革的關鍵。召開訴苦大會時,工作隊一般采用“培養典型,由典型訴苦帶動一般的方法”[12]。如南昌港劉玉田“原來他說沒啥訴的,在聽別人訴苦后,也痛哭流淚地訴起了如何受封建幫頭毛源才的欺壓,硬逼他把船賣掉,出外流浪討飯……他越訴越傷心,群眾也隨之流淚”;李根英“講述水上惡霸王相生利用水警隊,打差、封船,逼得全家無路可走。老弟因病無錢治,只得帶病隨船出差死在途中,死得可憐啊!在訴起過去這些痛心事,誰不同情呢?周圍的人聯想到自己的苦情,也淌下了眼淚”[18];溫圳港原來不打算上臺控訴的船民和船工,也臨時上臺控訴[9];一個老船民說:“幾十年的苦水今天算吐盡了,這會算是真正翻了身”[14]。有的船民說:“毛澤東再晚來三年,我們這伙人不知道要受多少苦”[18]。

  這種訴苦方式在水上民主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這種被納入階級話語體系的特定‘訴說’行為,有效地激發起廣大農民對國民黨的恨和對共產黨的愛,使之在不知不覺間接受中共動員”。[21]通過工作隊的思想動員工作以及召開訴苦大會,船工和船民將個體的遭遇和群體命運結合起來,從而建立了共同的階級情感,為開展水上民主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三、水上政治秩序和運營方式的巨變

  通過訴苦大會等方式,工作隊將船工和船民組織發動起來,打倒了把頭,水上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此后,水上民主改革便轉入新的階段。工作隊通過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進一步提高了群眾的政治覺悟,將船工和船民團結起來,把分散的水上運輸納入國家統一管理的軌道。

  (一)建立新的工作隊伍

  在江西省水上民主改革中,把頭被打倒,航運站、航運工會中出身于舊船幫或曾加入過國民黨者都被清理出航運組織。與此同時,新的工作隊伍也逐漸建立起來。截至1953年3月,江西省“全省共清洗了83人,同時新派去干部101人。九江逮捕清洗22人,新配干部8人,其中縣級1人,區級2人;贛州清洗8人,新配干部9人;上饒逮捕清洗了20人,新配干部15人,其中縣級1人,區級8人;撫州清洗了4人,新配11人;吉安清洗了9人,新配7人;南昌逮捕清洗了18人。通過民主改選的方式,整頓了內河航運工會41個,整頓與發展工會會員4971人”。[22]隨著民主改革工作的深入,到1953年9月,全省民船民改中被鎮壓的“五種反革命份子”[指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打擊的五種對象,即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反動會道門頭子。參見《常用公安詞匯》,黑龍江省人民警察學校1981年編印,第50頁。]共541人,另外699人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23]。隨著舊的航運組織體系被摧毀,新的航運組織體系逐漸建立起來。在此過程中,許多在運動中涌現出的積極分子入黨、入團,進入國家航運管理機關,從而深刻地改變了水上社會秩序。[24]

  (二)組建新的航運領導機構

  在新的政治秩序建立過程中,為幫助船民應對航運時的各種風險,新的航運領導機構也開始組建起來。在“城市船多的地方建立區,船少的地方建立居民委員會,在區鎮船少的地方建立居民委員會歸區政府領導”[10]。為了更好地組織廣大船民,船民協會逐步建立起來,船舶戶口制度也隨之建立[25],讓船民和船工有組織可以依靠。到1953年11月底,約40%~60%的船民參加了船民協會[26]。為了將分散的個體運輸者組織起來,航運部門聯系貨源,由船民協會組織運輸,實行統一貨源、統一運價、統一調度,將以往個體經營的運輸業納入國家計劃管理之內[27]。為順利調度物資,政府通過各地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召開會議,轉達公私營貨物部門的運輸需求,再將任務分配給船民。船民除承接國家的運輸任務外,還可以在農村地區尋找貨源,促進物資流通。[10]為了提高運輸效率,減少回船空駛和以船代倉現象,各地管理部門減少了收費項目和簡化了航行手續。“江西原有(收費項目——筆者注)二十種,已減為八種……在出入口手續上也簡化了;江西民船原有三十二道手續,須經八、九個機關,往返二十九次,四、五天還辦不完,而現在只要二、三小時,甚至二十分鐘即可辦完”。[26]水上民主改革之后,水上運輸效率大大提高。

  (三)樹立服務于國家航運事業的意識

  在建立船民管理組織的同時,江西省民船工作委員會還致力于加強船工與船民的團結,使其樹立服務于國家航運事業的意識。

  船工和船民在舊社會社會地位低下,被稱為“船拐子”、“船狗子”。[22]船工中存在吃喝嫖賭的現象。[28]船民中也存在“種種不同程度之惡習,如運送貨物時經常摻砂摻水偷盜;服食老海嫖妓女為數甚多;隱藏土匪以至當土匪;性墮蠻橫互不團結,經常爭吵以致斗毆等等”。[《河南省交通史志資料匯編·航運篇(1950~1956)》第1分冊,河南省交通廳交通史志編輯辦公室1983年編印,第289頁。]為了徹底消除船民和船工的舊觀念,將船民和船工團結起來,工作隊以工資改革為突破口,“根據過去的習慣和當前營業狀況,由船工與船民協商解決,過低的(工資)適當提高”。[29]通過解決困擾雙方的工資問題,船民和船工關系有所好轉。溫圳港船工代表吳永興說:“過去我們把船民當作資本家,不知道天下勞動人民是一家,因此鬧得不團結,今后應該團結起來,打倒敵人,搞好水上運輸。”船民章有水說:“過去我們船民有好多地方小氣,對不起工人,搞不好團結。今后應搞好團結,不使壞人鉆空子,發展水上運輸。”[14]經過工作隊的努力,良好的勞動關系逐步建立起來。如九江港船民張漢卿下鄉了解情況時,其他人就主動幫他搞業務。[30]

  為了激發水上從業者的愛國主義思想,工作隊通過“查敵情”、“查力量”、“查政策”、“查思想”和新舊社會對比等方法,對船工和船民進行思想教育。[31]新舊社會的對比,即憶苦思甜,是國家強化水上從業者政治認同的重要方法之一。通過對比,船民和船工感受到新社會的優越性,從而增強了積極為國家服務的意識。

  總體來看,經過思想教育,“船工船民們對黨與政府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表現在他們對于國家的財產是愛護備至。據南昌、上饒、吉安三個專區不完全統計,運動中船工船民搶救和打撈的糧食、木材、石油、食鹽、鐵軌等國家物資,折合人民幣十五億九千余萬元(舊幣——筆者注)”。[31]《人民日報》對此評論道:“民主改革后,船民與船民之間,船工與船民之間的團結加強了,封建幫派思想大大減弱了,偷盜摻假等行為也幾乎絕跡了”。[26]水上民主改革瓦解了舊的水上社會秩序,將船民和船工組織起來,納入國家領導的組織系統中。水上民主改革的順利完成,消除了水上航運中的障礙。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船民和船工在運量增加的情況下依然完成了運輸任務,實現了內河航運業的有序發展。

  江西省水系發達,航運業繁榮。大量船民、船工以水為生,以船為家,以水上運輸為業,構成一個獨特的水上社會。在舊中國,船民和船工行走于江、河、湖、海之間,不僅要面對各種自然險阻,還要遭受盜匪和國民黨政府的欺壓盤剝。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領導廣大船民、船工成功開展了水上民主改革。通過對水匪、船霸、把頭的鎮壓,新的工作隊伍逐步建立起來,船民和船工緊緊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通過訴苦大會、憶苦思甜等方式,廣大船民、船工的階級意識被培養起來,形成了共同的階級情感;通過對船民、船工的動員教育,他們日益感到在新社會勞動光榮,增強了服務新中國航運事業的意識。經過一年多的水上民主改革,江西省的航運事業煥然一新,為后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參引文獻]

  [1]《江西省交通志》,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3頁。

  [2]沈興敬:《江西內河航運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頁。

  [3]進賢縣民船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進賢縣水上民改工作總結報告(1953年6月20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39-114。

  [4]星子縣民船工作委員會:《星子縣水上民主改革工作總結(1953年7月5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40-076。

  [5]南昌地委水上民改訓練班:《南昌分區水上一般情況(1953年1月)》,江西省檔案館:X056-1-039-001。

  [6]滸灣港民船工作試點委員會:《滸灣港民船民改工作總結(1953年5月11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41-012。

  [7]九江專區民船辦公室:《關于寄上我區都昌縣周溪港水上民主改革試點工作總結一份請查收由(1953年4月8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40-059。

  [8]江西省民船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民船民主改革宣傳要點(1953年3月12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20-017。

  [9]臨川縣民船工作委員會:《臨川縣撫州港民船民主改革工作總結(1953年6月29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41-034。

  [10]沈亞剛:《在中南區民船民主改革試點總結會議上的報告(1953年4月4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08-003。[11]《全國民船工作會議總結(草稿1953年)》,江西省檔案館:X056-1-002-020。

  [12]南昌專區民船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南昌專區民改綜合報告(1953年7月8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39-020。

  [13]江西省民船工作委員會:《江西省民船改革工作報告(1953年3月19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24-001。[14]《溫圳港斗爭階段總結(1953年6月20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41-020。[15]《安義縣水上民主改革工作總結(1953年7月1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39-122。

  [16]九江縣水上民改工作委員會民改辦公室:《九江縣水上民改、鎮反全面工作總結(1953年5月15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40-047。

  [17]《贛州港重點工作組轉向深入發動群眾的經驗介紹(1953年3月5日)》,《民船改革簡訊》第1期,江西省檔案館:X056-1-001-006。

  [18]江西省民船工作委員會南昌港工作隊:《南昌港一個半月的工作報告(1953年4月4日)》,《民船改革簡訊》第5期,江西省檔案館:X056-1-019-010。

  [19]清江縣民船工作委員會:《清江縣水上民主改革初步總結(1953年4月1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39-048。[20]《德安縣水上民改、鎮反總結報告(1953)》,江西省檔案館:X056-1-040-072。

  [21]李里峰:《中國革命中的鄉村動員:一項政治史的考察》,《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

  [22]江西省民船工作委員會:《船民代表會議總結報告(1953年3月6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22-001。

  [23]《江西區民船民改中對反革命分子處理情況統計表(1953年9月20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18-002。

  [24]劉瑞森:《在全省第三次民船改革會議總結(1953年5月12日)》,《民船改革簡訊》第7期,江西省檔案館:X056-1-019-015;中南區民船工作委員會:《各省(市)內河航運工會主任聯席會議對幾個問題討論(1953年7月29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32-002。

  [25]中南區公安部:《江西省水上船舶戶口管理暫行規則(1953年)》,江西省檔案館:X056-1-020-088。[26]《全國民船民主改革運動勝利結束》,《人民日報》1953年11月19日。

  [27]王首道:《完成全國民船的民主改革發揮民船運輸的潛在能力(1953年)》,江西省檔案館:X001-1-023-188。

  [28]章開沅口述、彭劍整理:《章開沅口述自傳》,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頁。

  [29]《省委秘書長劉瑞森同志在全省第三次民船改革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53年4月30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20-076。

  [30]九江專區九江市民船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九江市水上民船民主改革工作總結(1953年7月17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40-036。

  [31]江西省民船工作委員會:《江西省民船民主改革運動的基本總結報告(1953年7月29日)》,江西省檔案館:X056-1-023-001。

  [作者簡介]任云仙,副教授,南昌航空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330063。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6期。

  [責任編輯:周進、易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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