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巴蜀麻将下载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國史網首頁 - 加入收藏 - 網站地圖
 
重要新聞 | 影像記錄 |  教育指南
中國概況 | 人物長廊 | 大事年表
國史珍聞 | 圖說國史 | 國史辨析
專題研究 | 理論指導 | 政治史 | 經濟史 | 征文啟事 | 學 者
學術爭鳴 | 學科建設 | 文化史 | 國防史 | 地方史志 | 學 會
論點薈萃 | 人物研究 | 社會史 | 外交史 | 海外觀察 | 境 外
特別推薦 | 文 獻 | 統計資料
口述史料 | 圖 書 | 政府白皮書
檔案指南 | 期 刊 |  領導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外交史 >> 國際交流與合作
中蘇科技合作“122項協定”研究
發布時間: 2019-12-02    作者:劉洋、胡曉菁    來源:國史網 2019-09-25
  字體:(     ) 關閉窗口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蘇聯的科技援助下,中國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科研機構和科學技術管理體系,兩國科技合作協定的簽訂和執行在此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目前,學界關于中蘇兩國科技合作的研究成果較多[相關研究如沈志華的《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通過對在華蘇聯專家數量的研究,從側面反映了中蘇科技合作的開展程度;張柏春等的《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從技術轉移視角分析了蘇聯技術對中國科技發展的促進作用;宋超的《新中國初期對蘇聯農業機械技術引進特點與績效》(《中國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4期)探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對蘇聯農業機械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過程;侯強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兩國科技合作條約的締結與實施》(《西伯利亞研究》2013年第10期)著重總結了中蘇科技合作條約締結與實施帶來的啟示;張澤宇的《中蘇科技合作委員會述論(1954~1966年)——基于蘇聯解密檔案的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6期)研究了中蘇科技合作委員會框架內中蘇科學技術和人員交流的情況;周紅的《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對華援助研究現狀及思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對相關研究狀況進行了梳理;等等。],但對中蘇兩國重要的科技合作協定——“122項協定”的研究相對較少[?相關研究如張柏春等的《中蘇科學技術合作中的技術轉移》(《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宋超的《建國初期中蘇農業科學技術合作研究》(南京農業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等等。]。本文利用相關檔案資料,通過梳理“122項協定”的簽訂和執行情況,以期總結在科技發展中如何處理爭取外援與自力更生的關系,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122項協定”的緣起 

  20世紀50年代,隨著中蘇關系的不斷發展,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開始了密切的合作,在科技領域的交流合作也日益密切。 

  (一)中蘇兩國科學院的交流合作 

  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此后便與蘇聯科學院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1953年2月,錢三強率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了解和學習蘇聯如何組織領導科學研究工作,并與蘇聯相關部門就中蘇兩國科學合作問題交換了意見。代表團回國后提出選送留學生,派遣專業的科學訪問團,請蘇聯專家來華協助、指導工作以及交換圖書、雜志、資料等建議。[1]1954年六七月間,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習蘇聯先進科學經驗交流座談會,當時中國科學院已有93.2%的人學習了俄文,有73.5%的人能閱讀俄文文獻,有26.8%的人能進行翻譯。[武衡:《中國科學院代表團首次訪問蘇聯》,《院史資料與研究》1991年第2期。] 1955年4~6月,蘇聯科學院代表團對中國進行了訪問。6月27日,中國科學院第27次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蘇聯科學院代表團的建議和加強中蘇兩國科學院之間的合作的決議》,決定“建立中蘇兩國科學院直接聯系”,“邀請蘇聯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合作進行科學研究工作”。[2]1957年5月,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嚴濟慈在訪問蘇聯后提出:“建議我國科學院與蘇聯科學院能做出正式協議,以建立我國與蘇聯的相應研究所之間的直接聯系,以便在經常研究工作中取得更迅速的和具體的幫助,使雙方的科學合作更加深入一步”。[2](p.59)他還對聘請蘇聯專家、派遣留蘇研究生與實習人員、參加學術會議、交換科學情報資料等提出了建議。[2](pp.60~61)中蘇兩國科學院在交流合作過程中積累的經驗為此后簽訂兩國間的科技合作協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的積極推動 

  1954年10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科學技術合作協定》 [3](以下簡稱《中蘇科技合作協定》)在北京簽訂,協定有效期為5年,這是中蘇兩國簽訂的第一個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為了保障協定的執行,成立了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由雙方各派7人組成,定期召開會議。在該委員會的推動下,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大量圖紙、技術資料等。1954~1959年,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共召開了9屆會議,通過了158家蘇聯科研院所和設計單位與88家中國對口的科研院所和設計單位建立直接合作的決議。截至1959年10月,已有48對兩國科研機構的合作付諸實施。[4] 

  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成立后,不但為兩國的科技合作提供了組織上的準備,而且在其運行過程中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1956年6月21日,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第四屆會議議定書提出:“雙方認為建立和擴大科學研究機構和專業學校之間的直接聯系是適宜的”,并且規定了兩國科研機構進行聯系的方式。[2](p.35)此后,中國科學院和蘇聯科學院于1957年簽訂的科學合作議定書就是建立在這個議定書的基礎之上。1957年7月,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決定“進一步開展中蘇兩國相應的部門、科研機構和設計機構之間的直接接觸” [5] 。 

  (三)實施《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需要 

  1956年1月,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提出要通過制訂科學規劃“系統地利用蘇聯科學的最新成果”[6],這“是中蘇兩國科學家所多次建議的、也是我們所應該采取的唯一正確的辦法”[7]。1956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1956年3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負責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制定工作。1957年5月,國務院確定其為掌管全國科學事業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措施的領導機關。1958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國家技術委員會和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合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家科委)。參見《當代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頁。]領導編制完成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以下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規劃提出國家建設所需要的57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和616個中心問題,指出了各門學科的發展方向。[8]“十二年科技規劃”是在《中國科學院十五年發展遠景計劃》[9]的基礎上制訂,同時也得到了蘇聯科學家的幫助。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拉扎連柯自始至終參與了“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制訂工作,至1956年4月,共有16位蘇聯科學院專家應邀來中國對規劃提出了意見和建議。[1](pp.59,67)向蘇聯學習、請蘇聯專家幫助中國科學院和有關部門建立科研機構也是實現“十二年科技規劃”采取的重要措施。[1](p.65)在科學技術方面有步驟、有重點地學習蘇聯,最終目的是建立中國獨立的科學技術體系,使中國的科學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對此,周恩來曾提出:“既不能對知識界的現有力量加以忽略,更不能認為可以滿足;既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更不能放松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10] 

  1957年5月12日,周恩來致函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亞·布爾加寧,商談邀請蘇聯有關部門、科學家和專家對中國的“十二年科技規劃”(草案)提供意見的可能性。7月10日,布爾加寧復信表示贊同。[11]隨即,蘇聯政府為此組織了許多著名科學家對該草案進行了幾個月的研究和審查。[12]應蘇聯政府的邀請,中國政府決定于10月組織科學技術代表團訪蘇,聽取蘇聯有關科學家對“十二年科技規劃”(草案)的建議和意見,同時與蘇聯政府商談今后進一步加強和全面發展中蘇兩國的科學技術合作問題。中國科學技術代表團的團長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團員有:王新元(輕工業部副部長)、劉西堯(國家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劉彬(冶金工業部副部長)、汪道涵(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杜潤生(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竺可楨(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周培源(北京大學副校長)、周榮鑫(建筑工程部副部長)、范長江(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秘書長)、許杰(地質部副部長)、黃松齡(高教部副部長)、張雨帆(水產部副部長)、楊石先(南開大學校長)、楊顯東(農業部副部長)、錢信忠(衛生部副部長),共15人。中國科學技術代表團還“聘請了各有關產業部門和中國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六十位科學家、工程師和專家組成顧問組”。[12] 

  與中國科學技術代表團同時赴蘇聯訪問的還有中國科學院代表團。中國科學院代表團的任務是與蘇聯科學院“商談加強兩國科學院之間在科學研究工作上的密切聯系和全面合作等項問題,以及征求蘇聯科學家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的意見”。[12]中國科學院代表團的團長為郭沫若,成員有:竺可楨、杜潤生、馮德培(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長)、吳學周(應用化學研究所所長)、于光遠(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劉導生(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13] 

  中國科學技術代表團從1957年10月下旬開始在蘇聯開展實際工作,與蘇聯方面交換了對我國“十二年科技規劃”(草案)的意見。蘇方對規劃(草案)的總體意見是:“基本正確,缺點不少,實現規劃,任務巨大”。[2](p.80)12月11日,中蘇兩國科學院在莫斯科簽訂了為期5年的科學合作協議,即《中國科學院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科學院科學合作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及《中國科學院和蘇聯科學院關于1958年度科學合作協議》。[2](pp.74~78) 

  《議定書》規定:兩國科學院業務相接近的科學研究機構建立直接的聯系,交換科學研究工作計劃和科學研究工作成果的情報,協調研究題目,在執行兩國科學院商定的科學技術合作計劃時預先或在執行過程中進行聯系和商討。[2](p.75)兩國科學院確定了1958~1962年的合作項目,合作項目確定的主要依據是:中國科學院代表團出國前根據各學部和研究所意見準備的合作方案;兩國政府談判項目中移過來的項目(主要是基礎科學部分);蘇聯方面提出的項目包括天文、日食觀測、生物科學和地學的部分項目以及哲學社會科學的絕大部分項目。[14] 

  在中蘇兩國科學院談判的過程中,中方提出的合作項目主要是國內研究的空白點或基礎薄弱的領域,如屬于世界各國科學發展關注的焦點和新生長領域,而我國基本是空白點的、屬于建立和發展新科學技術方面的項目,共有11項,即半導體及其在技術上的應用;計算技術及研究的科學基礎的建立;超高壓下的固體物理;燃燒理論;中蘇巖漿素巖體的地球絕對年齡鑒定;云霧物理及云霧的人工控制;生物物理及放射生理學問題;蘇聯幫助中國科學院展開無線電電子學及聲學的研究;蘇聯幫助中國進行自動學和運動學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高溫合金、金屬陶瓷和高溫涂層的研究;鈦和鈦合金的生產與加工。[14]又如,中方還提出與工業生產直接關聯的一些重要環節、我國基礎薄弱的合作項目,共有9項,即稀有元素和分散元素的分析、提取、分離及其他化學;重有機合成的研究;高分子化合物的化學、物理化學及物理;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電子方面的研究工作;蘇聯幫助中國進行建立機械研究所;蘇聯幫助中國建立動力研究所;可燃礦物的燃料化學綜合利用;石油化學合成;石油和石油巖石的組成及其性質的探討和研究方法。[14]蘇方提出的合作項目主要集中于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共21個合作項目,其中哲學1項、經濟學3項、歷史學5項、民族學3項、國際關系1項、語言學5項、文學3項。[14]蘇聯科學院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對中國科學院提出合作要求,是因為蘇聯科學院建立了中國學研究所,當時已有研究人員一百余人,需要中國科學院給予多方面幫助。[13] 

  中國科學院與蘇聯科學院開展科技合作后,在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的積極推動下,兩國的科技合作廣泛開展起來,為全面實施中國“十二年科技規劃”,兩國政府間簽訂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便提上議事日程。 

  簽訂“122項協定” 

  1958年1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共同進行和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的議定書》[15]在莫斯科簽訂,因其包括122項科技合作合同項目,所以通常簡稱為“122項協定”。代表雙方在議定書上簽字的是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蘇聯部長會議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席馬克薩列夫。與此同時,“中國高等教育部副部長黃松齡和蘇聯高等教育部部長葉留金、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丁穎和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洛巴諾夫,還分別簽訂了中蘇兩國高等教育部之間和兩國農業科學院之間關于科學技術研究合作的協定”。[16] 

  (一)“122項協定”的主要內容 

  “122項協定”規定,1958~1962年雙方共同進行122項重大科學技術項目的研究工作。協定的主要內容包括:雙方執行各項目的負責單位將進行直接聯系;雙方同意必須進一步鞏固中蘇兩國科學機構和科學研究機構之間的直接聯系。有關重要科學技術資料和樣品的轉交,專家的派遣和接受,通過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解決;雙方各授權一個適當機構負責供應為進行科學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兩國普通進出口商品中所未包括的設備、器械、儀器、樣品、材料和試劑,以及其他小量零星器材;中國政府委托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蘇聯政府委托部長會議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對議定書規定的重大科學技術研究項目的執行進行總的監督和協調。議定書自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1962年12月31日止。[15]  

  中蘇雙方共有600多個單位參與“122項協定”,其中蘇方400多個、中方200多個單位。合作項目下設600多個課題,涉及16個科技領域,與中國“十二年科技規劃”內容大體對應。[17]其中:中國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和利用6項;中國海洋湖泊的綜合考察和研究3項;礦產資源分布規律研究及其開采方法18項;耐熱合金、稀有金屬和鐵礦的綜合利用7項;煤、天然氣、石油的綜合利用3項;動力設備和動力系統研究7項;大型機械、精密儀器設計和工藝過程研究8項;化學工業新技術21項;水利工程和土壤改良3項;交通新技術裝備和交通發展問題研究4項;無線電電子學新技術5項;提高農作物產量和改進農業技術8項;幾種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新藥研究3項;計量標準的建立和研究1項;自然科學領域實驗技術發展的某些重要理論問題的基礎性研究24項;科技情報1項。[17] 

  (二)“122項協定”的特點 

  在蘇聯援助下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是“122項協定”的主要目標。該協定的主要特點是:第一,“122項協定”確定的122個合作項目和下設的600多個課題是在中國“十二年科技規劃”制定的57項任務和600多個中心問題的基礎上確定的,兩者有對應的關系。第二,該協定確立了兩國科研部門之間直接聯系的模式,這也是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成立以來一直努力推進的工作,可以有效提高兩國科技合作的效率。中國確定的每個項目的聯系單位同時也是“十二年科技規劃”中各項目的負責單位,這種管理方式有利于“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實施。第三,該協定確定了以專家短期學術出差為主的方式進行交流合作。第四,解決了關于非商品的科學設備、器械、儀器、樣品、材料、試劑以及小量零星器材的供應問題。第五,確定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作為中方的監督和協調機構,[2](pp.82~85)由于中國的“十二年科技規劃”也是以該委員會為領導機構,因此有利于推動“十二年科技規劃”的順利實施。 

  (三)“122項協定”的意義 

  1.標志中蘇科技合作進入更高的階段 

  與1954年10月中蘇兩國簽訂的第一個科技合作協定《中蘇科技合作協定》相比,“122項協定”以科學技術研究為主要內容,兩國科研部門直接聯系等實施方式也更加合理和高效。“122項協定”標志中蘇科技合作進入了更高的階段,即從以生產技術為主要內容的合作過渡到了生產技術和科學研究并重的合作。[11] 

  2.拓寬了中蘇科技交往的渠道 

  邀請蘇聯專家訪華,派出留學生、實習生,中國科學家訪蘇,引進蘇聯的技術資料和購買設備是中國學習蘇聯科學技術的主要方式。蘇聯派遣的專家中缺少科學研究人員一直是困擾中國方面的問題, “122項協定”拓寬了中蘇科技交流合作的渠道。以中國科學院為例,“122項協定”要求兩國科學院派出大量科技人員互訪,因此“蘇聯來華的科技人員占同時期中國科學院國際交往總人數的75%”。[18]1960年,中國科學院依據“122項協定”共派出10名留蘇生,去蘇聯學習金屬物理、聲道傳播、半導體材料等專業。[19] 

  3.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 

  通過學習蘇聯經驗,到1956年,由中國科學院、國務院各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科學研究機構以及全國高等院校等方面組成的全國范圍內的科學研究工作系統已初步形成。[11](p.20)但是,僅靠中國自己的力量很難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科學技術。正如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156項”工程為我國工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樣,[20]“122項協定”的簽訂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122項協定”的執行 

  “122項協定”下設600多個課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需要中蘇雙方確定具體負責單位、建立直接聯系,簽訂年度合作計劃,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作為中蘇兩國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執行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確定具體負責單位 

  “122項協定”簽訂后,首要工作是落實具體執行單位和負責人。1958年2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向各有關單位發放表格,同時將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及蘇聯科學院提出的綱要性、綜合性意見下發到“十二年科技規劃”各項目組。有關單位按合作項目要求,以中文、俄文填寫表格后報送對外貿易部技術合作局,由該局匯總整理并報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定案,按中蘇兩國商妥的途徑送交蘇方。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匯總后確定了各項任務的負責單位。[21]確定負責單位后,中蘇雙方按照協定要求建立了單位間的直接聯系并簽訂了合作協議,如1958年10月7日,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與全蘇地質研究所古生物研究室簽訂了“中國腹足類、瓣鰓類化石及微體古生物與孢子花粉的研究”計劃協議。[22] 

  (二)編制、執行年度合作計劃 

  “122項協定”以編制、執行年度合作計劃的方式實施。年度合作計劃的編制原則是在“122項協定”總的安排下與“十二年科技規劃”進行對比,并在總結此前合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下一年度合作的具體計劃。 

  中方編制年度計劃時對合作項目的選擇以“少而精”為原則,其重要原因是囿于經費限制。“122項協定”規定,中蘇科技合作所產生的費用由雙方各自負擔,但蘇聯科技專家的出差費用由中國支付。1958年8月14日,中蘇雙方換文規定:雙方互相邀請期限在三個月以內的學術專家出差講學和指導研究工作的一切費用,除工資外都由邀請一方擔負。[23]蘇方供給中方和雙方共同進行科學技術研究所需要的實驗設備、儀器、試劑、原件等需要中方支付費用。[24]受經費預算限制,中方在選擇合作項目時態度非常謹慎,要求“凡自己努一把力能做到的就自己來做;凡確實需要蘇聯援助的必須有重點、有目的、有具體明確的內容”。[25]  

  (三)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的作用 

  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主要依據1954年簽訂的《中蘇科技合作協定》和1958年簽訂的“122項協定”開展工作,該委員會的工作流程主要是:“一般在召開會議之前由兩國相關部門提交科技合作交流申請或意向,會上進行磋商審議,通過后簽訂具有合同性質和效力的會談紀要,會后付諸實施。下一次會議還要對上次會議決定的合作事項的完成情況進行檢驗和反饋”。[26]在“122項協定”的執行過程中,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開展的工作包括商討年度合作計劃、督促雙方相關機構按項目編制草案、研究協商、審核和換文等,[27]對于協定的執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122項協定”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第一,關于年度合作計劃問題。由于年度計劃是“122項協定”具體執行的依據,但中蘇雙方“對這種新的形式合作都沒有經驗”,導致1958年年度計劃的執行未達到預定目標,而1959年的年度計劃草案到6月底仍沒有全部批準生效,影響了1959年協定的執行。[28] 第二,關于資料交換問題。“122項協定”規定由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解決重要科學技術資料和樣品的轉交等問題,但有些工作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難以協調。例如,中國科學院申請在1959年第二季度從蘇聯無線電工業部真空研究所獲得超高頻電子器件的技術資料、行波示波器管的技術資料,但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表示不能辦理,需要通過“軍事路線”解決,蘇方建議轉給蘇聯“總工程司”辦理。中方只好由中國科學院向外貿部成套設備局提出申請,事情變得周折。 [29]第三,關于雙方負責單位權限問題。按照“122項協定”規定,執行單個項目時中蘇雙方負責單位直接建立聯系,但實際合作過程中由于負責單位自主權限有限,不但雙方的聯絡須經相關管理部門批準,通信也要求抄送給相關管理部門,因而在合作中經常出現問題。例如,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儀器研究所負責“122項協定”中的“光學儀器及精密機器儀器”項目,1958年3~6月,按照合作項目要求該所向蘇方合作單位發去2封信和3封電報,分別說明合作項目的詳細內容并請蘇方確定專家來華日期,但蘇方均未明確給出確定性意見,僅來電表示“專家訪華日期經莫斯科同意后再通信”。[30]第四,關于非商品訂貨問題。“122項協定”開展的第一年,中方提出要購買的器材主要有冶金研究用器材、電子學研究用器材和計量工作用設備等,但在執行過程中,中方部分負責單位申報卡片信息不清楚或不完善,造成無法完成購買任務。此外,蘇方認為有些儀器為研究所自制,沒有正式投入生產,科研機構沒有時間專門制造這些零星復雜的儀器,因而不能滿足中方的訂購需求。蘇方的這個說法并不符合“122項協定”規定,為此,中國科學院器材局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報告,建議從國外采購或由第一機械工業部承擔一部分儀器的制造;針對蘇方對某些儀器不能出口的問題,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也專門派人與蘇聯進行了磋商。[31] 

  盡管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但在“122項協定”的執行過程中,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了技術領域的學科與研究設計機構,開展了科學研究和產業技術的開發,培養了一批科學技術人才。[32] 

  (五)“122項協定”停止執行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隨著中蘇兩國關系惡化,中蘇科技合作也受到影響。1960年,中國“雖然和蘇聯簽訂了兩國關于保密資料交付辦法的換文,但保密資料仍然來得極少。1959年以前的保密項目,遲至年底才答復32%,68%被拒絕了”。[33] 

  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發現:“中蘇合作中另一個變化是蘇聯向我們要的東西多了。一九五九年蘇方向中方要的資料為前五年總和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以上。而且過去要的多是些中醫、中藥、種子、農業、手工業等我國的傳統技術,一九五九年起,要的絕大多數是工業新技術、尖端技術和我國的重要資源、重大工程項目的資料”。[34]1960年7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撤走在華的全部蘇聯專家,中蘇科技合作陷入嚴重危機。根據蘇聯檔案,蘇聯部長會議科學技術委員會科技合作管理局在1960年6月初便已得知蘇聯將要做出全面撤回專家的決定。從這時起,蘇聯科技合作事務局局長對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提出的聘請專家申請一概采取回避態度。[35]這顯然影響了“122項協定”的執行。 

  1960年7月3日,聶榮臻向中共中央報告:“雖然有很多是兩國簽訂了協議的,蘇方卻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給。沒有訂好協議,或我們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問了”。 [36]鑒于中蘇關系惡化的形勢,國家科委要求各負責單位對中蘇科技合作項目進行清理。以中國科學院為例,進行清理后,中國科學院提出在實際負責的38項中保留16項、撤銷22項;出國學術考察、研究,出國實習和進修,索取資料,供給蘇聯資料等科技合作內容相比原計劃也撤銷了約一半以上。[37] 

  蘇聯專家的撤離使兩國合作的一些重大設計和科研項目被迫中斷,“122項協定”難以繼續執行。此后,中蘇雙方就經濟和科技合作問題舉行了新的談判。1961年6月19日,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署了經濟合作協定和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其中,國家科委副主任武衡與蘇聯國家科學研究工作協調委員會副主席阿列克先科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科學技術合作協定》[38](以下簡稱新《中蘇科技合作協定》)取代了“122項協定”,中蘇雙方達成協議,今后仍將通過各種形式交流國民經濟、科學和技術各部門的科學技術經驗和成就。新《中蘇科技合作協定》簽訂后,“122項協定”停止執行。 

  啟示 

  “122項協定”是蘇聯對華科學技術援助的重要內容,在新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歷程中,“122項協定”的簽訂與執行過程中處理爭取外援和自力更生關系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總結。 

  (一)爭取外援與自力更生相結合 

  “122項協定”的簽訂和執行對“十二年科技規劃”的順利完成起到了促進作用。“十二年科技規劃”的成功實施,把“過去幾十年的空白一下子補了過來”,“把中國科學從過去抱殘守缺的這樣一個舊的科學體系轉移到現代科學軌道上”。[國家科委原副主任吳明瑜認為“十二年科技規劃”是中國科技規劃中最成功的一個,推動了全國科學研究機構的建立。參見吳明瑜:《“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座談會》,《院史資料與研究》1996年第4期。]不過,蘇聯的科技援助并非“十二年科技規劃”成功實施的決定性因素。“十二年科技規劃”中的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和中心問題都是中國根據建設需要自行提出的,主要依靠中國自己的科學技術力量完成,“122項協定”的簽訂和執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雖然“122項協定”只是1958~1962年的階段性科技合作協定,實際執行時間只有3年多,但是對“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實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爭取外援但不能處于科技上的依附地位 

  20世紀50年代初,由于西方的技術封鎖,中國選擇了全面學習蘇聯的科技發展道路。在全面學習蘇聯的科技發展路徑上,“122項協定”在中國科學技術管理體系和科學技術隊伍建設方面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雖然全面學習蘇聯的科學技術使得中國引進的技術來源相對單一,[39]但當時中央領導人已經認識到,如果只依賴蘇聯技術、一味走仿制路線,中國將處于科技上的依附地位,對科技發展十分不利。聶榮臻曾經指出,蘇聯“想長期使我國處于仿制階段,處于依附地位,永遠落后他兩三步”。[34]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國關系的變化使“122項協定”的執行遇到困難,中國調整了對外科技合作工作的指導思想,認識到要“積極學習外國的、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切對我有用的先進的科學技術” ,“樹立自信心,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的科學技術問題是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必由之路”。[33](p.318) 

  受中蘇關系的影響,“122項協定”雖然只執行了3年多時間,但是在科學技術發展中如何處理好爭取外援和自力更生的關系仍值得深入探討。2013年3月4日,習近平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科協、科技界委員聯組討論時曾經指出:“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當然,我們不能把自己封閉于世界之外,要積極開展對外技術交流,努力用好國際國內兩種科技資源”。[40]回顧“122項協定”的簽訂與執行情況,總結其中的經驗與存在的問題,對于我們進一步深化新中國科技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引文獻] 

  [1]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4頁。 

  [2]吳艷等:《中蘇兩國科學院科學合作資料選輯》,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2頁。 

  [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第3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 

  [4]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8卷,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45頁。 

  [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頁。 

  [6]《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頁。 

  [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頁。 

  [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540頁。 

  [9]《中國科學院關于制訂中國科學院十五年發展遠景計劃的指示》,《科學通報》1955年第11期。 

  [10]《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頁。 

  [11]《當代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頁。 

  [12]《我國訪蘇科學技術代表團、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赴蘇》,《科學通報》1957年第22期。 

  [13]中國科學院黨組:《關于中蘇兩國科學院談判哲學社會科學合作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7-1-31-1。 

  [14]中國科學院:《科學院訪蘇代表團關于和蘇方談判經過以及其結果的匯報》,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8-2-15-16。 

  [15]《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共同進行和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的議定書和換文》,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8-2-27-1。 

  [16]《中蘇科學技術合作的新進展?兩國關于共同進行和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的議定書簽字》,《人民日報》1958年1月19日。 

  [17]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中蘇合作項目122項我方項目負責單位及執行單位的負責人一覽表(1958年7月)》,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8-4-13-1。 

  [18]《中國科學院》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頁。 

  [19]中國科學院:《122項1960年派遣研究生實習生名單》,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60-10-20-1。 

  [20]朱佳木:《新中國65年的發展與抓住歷史機遇》,《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6期。 

  [21]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關于122項中技術資料的交付、專家的派遣和接受以及我國技術人員赴蘇考察和進修等事項的通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8-18-6-43。 

  [22]中國古生物學會:《中國古生物學學科史》,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頁。 

  [23]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辦公室:《關于中蘇雙方1958年8月14日換文的幾點說明》,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8-4-46-2。 

  [24]《實現中蘇雙方共同進行和蘇聯方面幫助中國方面進行的重大科學技術研究項目有關的費用的結算辦法和手續》,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7-4-2-22。 

  [25]中國科學院:《有關122項1959年計劃編制工作的幾點要求》,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8-4-66-8。 

  [26]張澤宇:《中蘇科技合作委員會述論(1954~1966年)—— 基于蘇聯解密檔案的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6期。 

  [27]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關于編制中蘇122項重大科學技術研究項目1960年合作計劃的通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60-4-27-19。 

  [28]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頁。 

  [29]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國際合作局:《關于向中蘇科技合作委員會第九屆會議申請的資料所存在問題的請示》,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9-4-15-64。 

  [30]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儀器研究所:《致第一機械工業部關于蘇聯對中蘇科技合作項目未表示態度事宜的請示》,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8-17-10-5。 

  [31]中國科學院器材局:《關于1958年對蘇非商品器材審核工作的匯報》,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58-18-4-45。 

  [32]張柏春、張久春、姚芳:《中蘇科學技術合作中的技術轉移》,《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3]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頁。 

  [34]《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641頁。 

  [35]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頁。 

  [36]聶榮臻:《關于立足國內發展科技等問題向中央并毛澤東的報告(1960年7月3日)》,《黨的文獻》1996年第1期。 

  [37]中國科學院:《關于中蘇科技合作項目清理情況報告》,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60-4-13-24。 

  [3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第10集,法律出版社1962年版,第404~405頁。 

  [39]侯強:《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兩國科技合作條約的締結與實施》,《西伯利亞研究》2013年第5期。 

  [40]《習近平關于科技創新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頁。 

  [作者簡介]劉洋,法學博士,講師,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100049;胡曉菁,博士研究生,工程師,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10004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鄭珺] 

    相關鏈接 - 當代中國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 兩彈一星歷史研究 - 人民網 - 新華網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政府網 - 全國政協網 - 中國網  - 中國軍網 - 中央文獻研究室
    關于我們 - 聯系我們 - 版權聲明
    當代中國研究所 版權所有 備案序號:京ICP備06035331號
    地址:北京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郵編:100009 電話:66572307 Email: [email protected]
    闲聊巴蜀麻将下载 免费送分可退现金捕鱼 山东群英会现场直播 贵州11选5 南通棋牌游戏手机版 十三水技巧 内蒙古11选5破解法 淘宝快3开奖 贵州11选5任选遗漏 2013体彩p3历史试机号 支持微信提现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