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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組織推動”: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
發布時間: 2019-07-01    作者:李彥昌    來源:國史網 201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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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也曾譯為抗菌素。新中國成立初期,抗生素藥物的譯名并不統一,如青霉素又譯為盤尼西林、配尼西林、青微素等;鏈霉素又譯為鏈微素;金霉素又譯為金微素;氯霉素又譯為氯微素;等等。為保持材料原貌,文中會出現不同譯名。)的研究與生產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為盡快實現抗生素藥物研制的國產化,解決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相脫節的弊端,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應運而生,其成立增強了抗生素研究部門與生產部門的合作,提高了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計劃性,成為推動科研與生產合作的一個代表性機構。抗生素研究也因此被稱為新中國“科學活動合作精神的第一個成功的典型”[1]。目前,關于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研究尚付闕如,本文利用相關檔案資料、會議報道等,通過考察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的過程,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抗生素藥物研發的組織模式,以期為目前我國的科研管理模式提供一定借鑒。

  一、提議:1952年抗生素座談會

  早在1950年3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宮乃泉在華東人民制藥公司配尼西林建廠問題座談會上提出:“我們必須把科學配合著工業向自力更生的道路上發展”,“我希望凡是對抗生素的制造有興趣、有研究、有經驗、有能力的人都應該請來做顧問,或是進一步的組成一個委員會幫忙把這個廠迅速而勝利地完成起來”。[2]這是筆者所見最早的關于成立抗生素問題委員會的提議。

  1952年11月20~24日,中國科學院、輕工業部、衛生部在上海聯合召開了抗生素座談會,與會人員來自北京、沈陽、上海、南京、福州5個地區17個單位,“包括有機、藥物、生物化學專家23人,微生物學專家17人,植物生理學家3人,植物保護學專家3人,臨床內外科專家6人,藥理專家3人,行政人員13人”,共68人。[3]座談會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抗生素發展的基本情況與主要問題;二是討論問題產生的原因及提出相應的對策。經過熱烈討論,會議總結了抗生素生產與研究工作中九個方面的具體問題,即“菌種及培養問題”、“制造原料問題”、“發酵及提煉結晶問題”、“化學方面的問題”、“高等植物抗生素的研究應如何開展的問題”、“抗生素的藥理和臨床試驗沒有和研究工作取得配合”、“抗生素的規格沒有統一的標準”、生產機構與研究單位應“加強聯系,做好分工合作,集中力量來解決生產上的各種問題”及“生產與研究機構今后共同商訂工作計劃的問題”。[3]與會人員認為產生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缺乏計劃性,“過去生產部門主觀上對于這類藥物生產的發展前途沒有足夠重視,缺乏全面計劃”,同時“由于本位主義思想的存在,使生產部門之間缺乏聯系,工作重復,經驗沒有交流”。二是缺乏協調性,“在解決實際問題時,生產機構和科學研究單位沒有做好有計劃的配合”。[3]

  在座談會上,與會人員“批判了個人主義與本位主義的思想”,表達了“組織起來集體進行工作的決心”,并達成兩點共識:一是“要解決抗生素的研究與生產問題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必須把各研究工作者、各生產工作者、各個研究機構和各個生產機構的力量很好的組織起來”;二是抗生素的“研究工作與生產必須是有計劃的,必須在總的計劃下,集中力量,相互配合,有步驟的解決各項有關問題”。為了“使抗生素的擴大生產得以迅速地順利進行,唯一解決的途徑是在于抗生素的生產須得到科學技術的幫助”,這就要求抗生素的研究工作與生產實踐必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通過“科學與實踐統一”,實現“創造性的合作”,這樣才能一方面“解決生產上的技術問題”,另一方面“吸取生產上創造性的經驗來豐富研究的內容”。[3]

  與會人員建議成立中國抗生素委員會(關于這一建議的提出還有一種說法,即輕工業部副部長狄景襄在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開幕式講話時說,蘇聯專家瓦西列夫在1952年抗生素座談會上建議成立抗生素委員會,倡導創造性的合作。參見《中國科學院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學術會議會刊》,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頁。),“擬定了它的組織大綱,規定了它的工作任務,并且還擬訂了抗生素研究的總計劃綱要”,認為“這是一個研究工作與生產創造性合作的具體辦法。這個工作開辟了我國科學家與生產工作者們走上集體合作的道路”。會議決定:座談會結束后便著手進行籌備成立中國抗生素委員會的工作,待“委員會成立后即進一步進行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情況的調查,制訂五年總計劃的具體內容”。[3]

  二、地方先行:上海、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

  根據1952年抗生素座談會的討論結果,上海有關抗生素研究與生產機構共同建立了臨時性的鏈微素工作組和金微素工作組,兩個工作組下“又設立菌種研究小組進行聯系合作”,“獲得了一定成績”。[4]

  為了尋找更經濟的生產方法和生產多種抗生素,“中國科學院把抗生素列為第一個五年計劃中10項重點研究之一”。[5]1953年5月,鑒于實際需要和條件的成熟,中國科學院與上海各有關單位協商之后正式成立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參加的單位有: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藥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醫學科學院、中央輕工業部上海工業試驗所、國營上海第三制藥廠等,且有中國科學院和中央輕工業部華東辦事處的代表擔任委員”。“1954年起上海醫學院細菌科參加工作。1955年起復旦大學個別教授也開始參加了研究”。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由11人組成,“汪猷任主任委員,童村、金培松任副主任委員,殷宏章、高怡生、胡永暢、陳善晃、黃河、秋沁、孫明遠、馬譽澂等為委員,朱琴珊任委員會秘書”。[4]

  1953~1955年,中國科學院與輕工業部、衛生部所屬的一些研究所合作進行了抗生素的研究與試生產。1955年,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完成了“氯霉素合成方法的研究,并向工廠提供了生產工藝技術。全國大協作取得良好成果。如1952年青霉素試生產時僅得33公斤,到1956年產量已達10噸”。[5]

  1953年6月16日,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向中國科學院報送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組織條例》。條例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明確指出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宗旨是“根據國家建設要求及抗生素研究生產之方針,領導計劃與推動檢查上海有關抗生素之研究工作,以便集中各有關單位之人力物力,有重點有步驟地解決抗生素研究與生產中之各項問題,使科學研究更好為生產服務”。二是規定了委員會的任務,包括“制訂及審核研究計劃”、“負責推動檢查抗生素研究計劃之進行”、“組織各有關生產及研究單位之經驗交流與資料交換”等。三是明確委員會由中國科學院領導,委員由“中國科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科學院、中央輕工業部華東辦事處、上海工業試驗所、國營上海第三制藥廠等單位協商產生”,委員會“下設各種研究工作小組,負責解決專門性問題”。6月30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集體辦公會議批準了該條例,并于7月10日“分別致函輕工業部、衛生部、軍委衛生部及上海

辦事處”,“請其批準后通知所屬單位”。(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6年印,第69~70頁。)

  1953年,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根據工作需要設立了鏈微素菌種和發酵、鏈微素化學、青微素調查研究、金微素研究四個工作組,分別組織與領導相關研究工作,[4]但“整個工作是在互相聯系、密切合作的基礎上進行的”[6]。1954年,“改設菌種發酵和化學兩大組”,“菌種發酵組又分設金微素、鏈微素菌種發酵組以及新抗生素組。化學組下則分設金微素、鏈微素、青微素、氯微素四組。以后又由于新抗生素工作的發展而獨立成立新抗生素組”。1955年,設金微素中間試驗、鏈微素離子交換劑、青微素、放線菌、菌種發酵、化學結構等工作組。[4]

  在具體領導方式與研究計劃的分工合作方面,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與各工作組“按研究問題的性質不同、實際研究的力量和其他條件的變更、工作的發展以及集體工作經驗的累積,逐漸有所變更,有所改進”。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須確定研究重點,工作要求,并實際具體領導各工作組的計劃的制訂”,各工作組“除制訂研究計劃外均按月按季進行會議,聽取各單位工作匯報”。1954年,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討論和定出研究的重點與工作要求,協助解決合作上所發生的問題,領導各組作出1953年的工作總結。各工作組的研究計劃主要根據各單位的計劃協商而制訂”。1955年,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計劃的協調和協助籌備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4]

  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各工作組則根據中國科學院、輕工業部和衛生部的指示和要求,并參考了1952年抗生素座談會所提的建議,制訂了研究方向和工作重點。由于抗生素研究工作主要是“為國防事業及人民保健事業服務的”,因此各工作組的重點是青微素、氯微素、鏈微素、金微素這“四種重要的已知抗生素的研究”,“其中有關青微素和氯微素的研究,在于配合產業部門解決生產方面問題;有關鏈微素和金微素的研究在于迅速開展實驗室的工作,確立生產方法,并求獲得建立中間廠的必要數據;同時適當推動新菌種與新抗生素的研究,其中主要的先從抗生性放線菌著手,尤其應當注意對于格蘭陰性細菌、結核桿菌及過濾性病毒等有抗生性的放線菌”。根據輕工業部的要求和實際研究工作的發展,1953年,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以鏈微素的研究為重點,1954年則以金微素為重點,但同時亦進行氯微素、青微素的研究”。[4]

  1953年,由于“上海的抗生素研究力量較為薄弱分散,對抗生素研究大都缺乏經驗”,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各單位之間的合作主要是采取“打成一片”的方式。[4]例如,在鏈微素菌種研究中,“三個參加的單位均采取統一的方法,隨時互相報告情況,交流經驗”,鏈微素提取的研究則“由科學院的研究所擔任實驗室的工作,由第三制藥廠擔任擴大試驗的工作”。鑒于部分有關生產問題的研究在1953年已初步完成,而且“1955年以來,由于產業部門的研究實力加強”,“所以中國科學院各單位逐步開展了抗生素生物和化學的理論研究,同時開始新抗生素試探性工作。1954年下半年上海工業試驗所和上海第三制藥廠的機構經過調整,更明確了工廠和試驗機構的分工”。[4]

  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后,據《竺可楨日記》記載,1955年2月17日,中國科學院院務常務會議討論了抗生素問題,汪猷提出“要把上海抗生素委員會發展成為全國性的”[7]。5月6日,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由輕工業部醫藥工業管理局、北京醫學院藥學系、北京農業大學、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病研究室、菌種保藏委員會、北京大學、中國協和醫學院、衛生部中央生物制品檢定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高等教育部、中央衛生研究院及衛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12個單位組成,其任務是:“協調本地區有關單位的抗生素研究計劃”;“組織推動有關抗生素科學的學術討論,研究經驗的交流等”。[8]同日,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第一次會議,吳有訓、戴芳瀾代表中國科學院出席了會議。會議修改了“關于地區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組織簡則”,并推選湯飛凡、戴芳瀾代表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參加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印,第39頁。)此后,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在各成員單位輪流舉行會議,至1956年初共舉行了6次會議,“對有關單位的工作情形、研究狀況及人員設備等作了初步了解”。[8]

  與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相比,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雖然成立較晚,“做的工作不多”,但“北京地區委員會各單位”在抗生素研究方面仍“獲得一定的成績”。至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后,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在其領導下,“以團結協調的精神加強組織,緊密分工合作,并使研究與生產結合起來,為建設祖國而服務”。[8]

  三、正式成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

  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后,由于是一個“地區性組織”,“對中央產業部門的生產政策不夠了解,因而在確定研究任務、制訂計劃時感覺一定困難,有時因委員會所屬各單位的計劃變更而委員會難于協調”。[4]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后,兩地的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缺乏有組織的聯系”,“交流經驗、分工合作較差,甚至有不必要的工作重復的現象”,“抗生素的研究如果有全國統一的領導就將能發揮

  更大的力量,更好地為人民保健事業和國防事業服務”。[4]因此,建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逐漸提上議事日程。

  1955年1月15日,汪猷向中國科學院提交了《關于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一九五五年工作計劃大綱的初草和對于發展今后抗生素研究的意見》,在“關于今后發展我國抗生素研究的幾點意見”中提出:“建議成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組織,推動和統一領導全國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中國科學院秘書處批復“同意在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會議召開后成立全國抗生素研究的機構,藉以組織推動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的開展,但不應理解是統一領導全國抗生素的研究工作”。(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8~9頁。)這一批復可以看作是對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定位,即“組織推動”,而不是“統一領導”。

  2月17日,中國科學院召開第7次院務常務會議,討論了《關于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一九五五年工作計劃大綱的初草和對于發展今后抗生素研究的意見》,基本同意該計劃大綱,認為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數年來的研究工作是有成績的,一九五五年工作計劃大綱是結合目前發展生產的要求而提出的”,并決定由竺可楨、吳有訓與蘇聯顧問柯夫達研究后再加修訂。會議同意“在一九五五年(暫定九月)舉行第二次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會議,并在一九五五年三月間召開第一次籌備委員會”,“在第二次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會議召開之后成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該委員會將在中國科學院、輕工業部、衛生部協同領導下推動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鑒于抗生素研究工作對國防建設與衛生保健事業的重要性,會議還決定“就該項研究工作向國務院提出報告,由柳大綱、蘇子蘅二同志負責起草”。(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19頁。)

  3月24日,中國科學院召開第13次院務常務會議,討論關于加強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建議,認為抗生素研究工作對人民保健事業和國防建設事業均有重大意義。“過去幾年來,抗生素的研究工作,雖然取得了若干成績,但由于沒有統一的組織領導,研究工作是受到一定的影響”。為促進各有關部門的聯系合作,會議同意由中國科學院、輕工業部、衛生部“共同組織全國性的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責成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籌委會與各有關部門商議后,在最近期間擬出具體組織方案提交院務常務會議討論”。關于加強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建議,會議責成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籌委會與秘書處根據會議意見修改后呈報國務院,并決定“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會議計劃由即將成立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討論決定”。(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30~31頁。)

  4月14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提交了《向國務院建議加強抗生素研究與生產工作的報告》。報告簡要介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情況,此外還提出兩點建議:一是進一步明確抗生素生產的方針,以便研究工作與生產活動密切配合,并充分應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二是加強抗生素研究的組織領導,成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借以決定抗生素研究的方針任務,組織推動研究工作與成果推廣。(A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編(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印,第82~83頁。)5月13日,國務院批復同意成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5](p.60)

  10月25日,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委員會“由中國科學院、衛生部、輕工業部、高等教育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共同組成”。經國務院批準,委員會成員包括吳有訓、殷宏章、汪猷、童村、湯飛凡、戴芳瀾、崔義田、白希清、龍在云、葛春霖、宮乃泉、周家熾,共12人。吳有訓為主任委員。[9]大會討論并通過了《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簡則(草案)》、《地區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簡則(草案)》和《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組成單位與名額(草案)》。[5](p.60)《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簡則(草案)》規定了該委員會的任務,包括:“根據國家建設要求,以及有關抗生素科學發展,制訂抗生素研究的方針任務;合理組織力量,推動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協調全國抗生素的研究計劃;受理抗生素生產中重大問題的研究,并協助推廣抗生素研究成果;負責召開有關抗生素研究的各種會議;負責推動國內各有關單位聯系及交換資料,對國外聯系及交換資料提出建議”。此外,還規定“各地區委員會由全國委員會領導”,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決議須“通過中央各有關部門批準,并交其所屬有關單位貫徹執行”。(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112~113頁。)此次會議還討論了即將舉行的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計劃,修改了《關于我國抗生素研究工作的任務重點和分工合作的初步意見》。[5](p.60)

  11月17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第50次院務常務會議,會議通報了國務院關于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由中國科學院領導的決定,且“該委員會必須與各有關部門取得密切聯系,各項措施應先與有關部門磋商取得一致意見,然后提交院務常務會議批準”。會議還聽取了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的相關報告,認為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將對推動全國抗生素的研究工作的發展起一定的作用”,決定“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簡則,由該委員會討論修訂后提交院務常務會議批準”。此外,會議還討論了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計劃,并建議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在抗生素學術會議閉幕后“可考慮召開一次擴大會議,邀請有關的專家參加討論分工合作問題”。(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111頁。)

  12月1~6日,抗生素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部等36個單位的150余名代表。蘇聯、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蒙古、越南、日本、緬甸、印度尼西亞、朝鮮、丹麥11個國家的12名科學家也應邀到會。[5](p.60)會議決議認為:“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必須加強抗生素研究工作的領導,促進與密切各單位間的聯系,廣泛地組織一切現有的抗生素研究力量,尤其是高等學校和衛生醫療部門的潛在力量,進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會議討論并原則同意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的《關于我國抗生素研究工作的方向和任務的意見》。[10]

  1956年8月24~27日,“新抗生素研究工作座談會”在上海召開。會上,各單位報告了自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以來新抗生素的研究工作情況,討論了如何推動新抗生素的研究的問題,高尚蔭、姚鑫、林飛卿及張建國4人分別做了“有關抗瘤腫、抗癌、抗結核菌及抗放射病等抗生物質篩選方法的專題報告”。[11]

  12月21日,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召開了第二次擴大會議。首先,會議討論了“新抗生素研究工作座談會”的報告及建議,同意成立“新抗生素采選工作組”,張為申任工作組組長,高怡生任副組長,成員包括郭可大、閻遜初、楊簡、蔡潤生、殷宏章、胥彬、林飛卿、余?、高尚蔭、樊慶笙、王岳、童村等人。其次,會議討論了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領導與組織問題。由于輕工業部的工作范圍與組織發生變更,“抗生素的生產改屬新成立的化學工業部”(A1956年5月12日,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撤銷重工業部,設立化學工業部、冶金工業部、建筑材料工業部的決議。化學工業部由原重工業部化學工業管理局和輕工業部橡膠工業管理局、醫藥工業管理局組成,于同年6月1日正式成立。參見《中國政府工作概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頁。)領導,再加上“衛生部和化學工業部均將成立抗生素研究所,因此部分委員提出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應該考慮調整領導和組織的問題”。[11]經過會議討論和1957年2月8日中國科學院第4次院務常務會議決定,“暫按工作需要增聘張為申、甕遠、陳善晃、陳凌風和鐘惠瀾為委員;原輕工業部副部長狄景襄辭去副主任委員職務,改由化學工業部副部長梁膺庸擔任”。此外,會議還研究了全國各有關單位1957年的抗生素研究計劃并再次進行了協調,“以便更好地分工合作來研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1]

  四、“組織推動”:研究、生產與交流

  早在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之前,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建議成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組織,推動和統一領導全國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之時,中國科學院秘書處就批復指出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是“藉以組織推動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的開展,但不應理解是統一領導全國抗生素的研究工作”。(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9頁。)從后來通過的

  《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簡則》來看,也是將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任務定位為“組織推動”。就領導體制而言,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由中國科學院領導,其決議須“通過中央各有關部門批準,并交其所屬有關單位貫徹執行”,“各地區委員會由全國委員會領導”;(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113頁。)就組織架構而言,無論是地方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還是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其組成人員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輕工業部、衛生部三個部門;就管理機制而言,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負責制訂抗生素研究的方針任務”、“協調全國抗生素的研究計劃”,參與單位負責“具體研究工作”。這種管理機制“對于抗生素這樣涉及領域廣泛,而科研基礎和工業基礎又都十分薄弱的新中國而言,也是一種必然選擇。這樣可以集中力量,快速解決問題”。[12]

  (一)增強了抗生素研究部門與生產部門的合作

  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后,首先,“組織科學家們親自下廠,使青微素的研究和生產密切結合起來”。其次,加強了各單位之間的聯系,組織多個單位聯合攻關,如組織“中國科學院、醫學科學院、衛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輕工業部上海工業試驗所、上海第三制藥廠”等單位開展鏈微素的研究,“對菌種改良、發酵、提煉和結晶等作了不少工作”;同時開展金微素研究,不僅“在菌種選育、發酵和提煉上獲得初步的成功”,而且在金微素菌種生理和化學結構方面也進行了研究;開展了新抗生素菌種的尋找工作,并找到了一些具有抗某些病原菌性能的菌種。此外,一些研究單位、高等院校在人才培養以及發展抗生素技術方面也開展不少工作。[13]到

  1955年底,“由于各單位有了統一的組織領導,以及密切的合作聯系,因此各項研究都已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尤其關于鏈微素和金微素的研究工作已初步結束了實驗室的研究。鏈微素已進入擴大試驗,金微素也進入了中間試制階段”。[4]

  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后,隨即對青霉素、鏈霉素、氯霉素和金霉素四種重要抗生素的研制工作做出部署,“把輕工部、衛生部、部分高等院校,以及抗生素生產廠家的有關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全部調動了起來,形成一個互相支持的有機整體,發揮了明顯的‘拳頭’作用”。[14]隨著研究隊伍的成長尤其是產業部門研究實力的增加,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每年根據研究計劃,按分工合作的需要組織各種研究小組”,進行明確的分工。“中國科學院和高等院校負責長期的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側重抗生素生物和化學的理論研究,并開始新抗生素的試探性研究;上海工業試驗所和上海第三制藥廠承擔擴大試驗和解決工業化生產的問題”。中國科學院院士沈善炯認為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在抗生素的研究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2]

  1955年1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我國科學工作者幾年來在抗生素研究工作中所以能夠取得豐富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有關學科的科學工作者之間和科學研究部門同生產部門、衛生部門以及高等學校的科學工作者之間的創造性的合作”。“作為一項集體性的科學研究,抗生素研究工作包括了微生物學、生物化學、有機化學、化學工程和醫學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各個學科之間的學者們的合作,是正確地確定研究工作的方向、步驟,正確地處理問題和解決問題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這種合作對于提高抗生素科學水平、發展技術和培養人材等方面都起了極大的作用。這一經驗今后不僅應該在抗生素工作中繼續運用,而且應該在其他的集體性科學工作中加以推廣”。[15]

  (二)提高了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計劃性

  各地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后,通過制訂工作計劃或研究計劃使抗生素工作的計劃性得到貫徹落實。如《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該委員會的目的為“領導計劃與推動檢查上海有關抗生素之研究工作,以便集中各有關單位之人力物力,有重點有步驟地解決抗生素研究與生產中之各項問題,使科學研究更好為生產服務”,其任務包括“制訂及審核研究計劃”、“負責推動檢查抗生素研究計劃之進行”等。(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3年)》,第70頁。)

  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后立即著手制定了1956年抗生素研究的題目,這些題目“由中國科學院、輕工業部、衛生部門的研究機構,化學制藥廠、高等學校的藥學系和菌學系以及醫療機構等近二十個單位分別擔任”。[16]1955年12月7日,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舉行了擴大會議,“協調了1956~1957年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計劃”。[5](p.61)

  (三)促進了國際合作和學術交流

  《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我國抗生素工業和研究工作取得豐富成果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虛心學習國際的先進經驗和最新成就。幾年來國際間的研究和生產的經驗交流、菌種和資料的交換,特別是蘇聯專家在改進生產和建廠工作中所給予我們的幫助和在科學研究方面給我們提供的意見,對于我國抗生素工業和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15]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有很多外國科學界的朋友參加”,[15]為我們提供了更好地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最新成就的機會。

  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決議也指出:“過去我國在抗生素的研究和生產方面,曾得到兄弟國家和國際友人的幫助,今后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更應密切地注意國際合作,加強學術交流”,并贊成和支持1955年2月華沙國際抗生素問題會議提出的關于定期舉行國際抗生素會議的建議,“同時對于出版國際性抗生素刊物,會議也表示歡迎”。[10]1957年5~6月,在莫斯科召開了全蘇第二次抗生素會議,“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民主德國、蒙古、南斯拉夫的代表”共1500人參加了會議,我國派張為申、沈善炯、陳肖慶3人出席了會議,張為申和沈善炯的發言“得到好評”。[17]會議期間,蘇聯科學院生物學部秘書長、生物化學家恩格爾赫特院士接見了沈善炯,并邀請他到蘇聯科學院訪問。[18]

  (四)正確處理了個人研究與集體研究的關系

  有人認為“抗生素的研究既然是一種綜合性的集體研究,因此它的研究成果也就是集體的成績”,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研究人員的積極性。雖然“強調集體成績并不意味著否定各單位和個人的成績”,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忽視了個人在研究中的貢獻。實際上,在集體研究中必須“一方面要強調無保留地互相報道研究結果,交流經驗,另一方面還須強調互相尊重勞動成果”。[4]只有肯定個人在工作中的貢獻,集體的研究事業才能得到順利地發展。

  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員主要由各領域科研人員組成,如主任委員汪猷、副主任委員童村既是領導,也是科研人員,“他們對科研工作有切身體會,能夠尊重科研規律,這樣就發揮了優勢,避免了短處”。[12]據沈善炯回憶:“對于具體科研工作,委員會則較少干涉,研究人員有很大自主權,研究工作從哪里入手,由研究小組自己決定,研究的進度及走向按照實驗結果以及研究人員的興趣深入”。[12]

  總體來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貫徹了“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統籌安排,分工合作的方針”[10],其領導體制、組織架構、工作機制及定位既加強了研究部門與生產部門之間的聯系,也盡可能避免了過度干預,保證了研究部門與生產部門的獨立性和自主權。

  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加強了抗生素研究部門與生產部門的溝通和協調,提高了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計劃性,對我國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大發展發揮了重要的“組織推動”作用。在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實施抗生素藥物封鎖的情況下,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成立順應了新中國成立后抗生素研究與生產的迫切要求,體現了集中力量合作攻關的優勢。同時,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經驗告訴我們,科學研究與生產活動的合作既需要組織推動,又要遵從科學研究規律。為了避免在“組織推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知識產權不清、表面合作內部排斥的現象,在具體的領導體制、組織架構、工作機制、職責定位等方面要尊重科研規律,尊重科研人員的意見,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這既有利于發揮組織機構的橫向聯系作用,促進科學研究的合作與協調,同時又可以避免過多的行政干預,從而確保科學研究的獨立性和生產經營的正常秩序。

  [參引文獻]

  [1]董光璧主編:《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頁。

  [2]《上海醫藥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84頁。

  [3]汪猷、童村、金培松:《抗生素座談會總結》,《科學通報》1953年第4期。

  [4]《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二年半來的工作》,《科學通報》1956年第1期。

  [5]樊洪業主編:《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頁。

  [6]汪猷、童村、金培松:《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1953年的工作》,《科學通報》1954年第11期。

  [7]《竺可楨日記(1950~1956)》Ⅲ,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30頁。

  [8]《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工作》,《科學通報》1956年第1期。

  [9]《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人民日報》1955年10月31日。

  [10]《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決議》,《科學通報》1956年第1期。

  [11]薛禹谷:《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科學通報》1957年第5期。

  [12]牛亞華:《20世紀50年代中國關于金霉素的研究及工業化生產》,《中華醫史雜志》2010年第6期。

  [13]狄景襄:《我國抗生素工業的初步成長和對抗生素研究工作的一些意見》,《科學通報》1956年第1期。

  [14]聶冷:《吳有訓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頁。

  [15]《加強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人民日報》1955年12月2日。

  [16]《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制定明后年研究題目》,《中國輕工業》1955年第24期。

  [17]張為申:《蘇聯的抗生素研究工作——參加全蘇第二次抗生素會議記要》,《科學通報》1957年第17期。

  [18]《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頁。

  [作者簡介]李彥昌,理學博士,講師,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100191。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

  [責任編輯:鄭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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