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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毛澤東為創建新中國所作的理論準備
發布時間: 2019-12-09    作者:李文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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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產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科學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揭示了中國的革命由新民主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途徑和歷史必然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一、關于新民主主義及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必然性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是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其間,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標,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79年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后30年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相區別,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既然是受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就必然是以共產主義為指向的革命。在資本主義時代,工人階級天然地肩負著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但是近代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社會,不具備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中國的革命需要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1]P666 

  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曾提出,黨的直接任務就是“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后來,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提示(列寧和共產國際的主張又源自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落后國家和地區提出的革命設想),我們黨明白了中國的工人階級負有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雙重使命。中共二大發表的宣言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我們無產階級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于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斗。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斗力強固,這第二步奮斗是能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2]P132-133可見,中共二大已經明確提出了民主革命時期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雖然此時的最低綱領提的還只是要去“幫助”而不是“領導”“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此后,圍繞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和前途問題,黨內產生了“二次革命論”和“一次革命論”的爭論,在此基礎上,特別是正確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正確地認識了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特點以后,我們黨逐漸形成了極富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的第一次結合。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其闡發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原理中明確指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和任何別的政黨充當領導者,只能和必須由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已經證明,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革命就不可能成功。無產階級對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核心問題,它不僅關系到民主革命能否取得徹底勝利,而且關系到民主革命發展的前途。“由于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系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3]P315但是,只有完成前一階段的革命,才可能去進行后一階段的革命,不能混淆兩個革命階段的任務,不能“畢其功于一役”。現階段中國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它只推翻帝國主義和漢奸、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而不破壞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斗爭的資本主義成分。毛澤東還進一步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在政治上,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1]P675。在經濟上,要使一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個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1]P678。在文化上,要掙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文化思想的奴役,實行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些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綱領既不同于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又區別于社會主義。總之,“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斗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P1060 

  毛澤東還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銜接的,中間不可能再插入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正是因為有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中國的民主革命才有了最終取得勝利的可能;而如前所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為有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就已經包含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其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換句話說,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但因為這個革命和國家政權不是資產階級領導,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1]P6681945年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總綱”的開篇即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階段為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斗,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 

  進而言之,民主革命及其勝利后不停頓地推向社會主義革命,根本的關鍵決定于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在革命和革命政權中領導權的保持和鞏固(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只有這樣,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才必然是社會主義。事實上,這一前途是在蔣介石反動派撕毀和平協定、發動全面內戰之后才變得明朗起來。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曾經提出過“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4]P1065的設想和建議。抗日戰爭結束之際,毛澤東也曾指出聯合政府可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可能是“獨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5]P7在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共產黨人和其他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結成了政治聯盟,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內戰政策,共同確認了以英美議會民主為藍本的國家制度形式。中國共產黨已經準備將主要斗爭形式由武裝斗爭轉向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推動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解決。但是,這一設想由于國民黨頑固堅持獨裁內戰政策而作罷。抗日戰爭勝利后面臨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尖銳斗爭的客觀形勢,決定了中國沒有走中間路線的余地。中國的民主黨派也終于明白了只能在共產黨或國民黨中選擇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正是因此,他們才最終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其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立場和政策主張,并將這些立場和主張貫徹到了《共同綱領》之中。 

  二、對新政權國體和政體的選擇 

  隨著全國解放的快速推進,新政權的建立提上日程。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無疑是一個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應當選擇什么樣的國體和政體?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同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提出和闡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過程中進行的。 

  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結果和題中應有之義。關于新政權的社會基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做了闡述。他說: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必然要成為新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既與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也不同于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我們選擇的共和國形式是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相適應的。毛澤東詳細分析了現階段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也就決定了這些階級階層未來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闡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后選擇過渡的國家形式的歷史必然性,基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必然前途,明確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1]P677。在這里,毛澤東在闡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的同時,對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即“政體”也做了提示。 

  對于即將創立的新政權為何選擇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形式,毛澤東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中有個說明,指出:“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6]P136。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他說:“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6]P135。此后,他又幾次采用這個概念,并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總結了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闡明了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歷史必然性。他說,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經歷了千辛萬苦,能試的都試過了,都失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即將到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必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里的“人民”,“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總之,“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5]P1471、1475、1480在這里,毛澤東特別強調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必要性。他指出:“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使落后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于國際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斗。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5]P1479只有當社會主義革命提上日程并成為中心任務時,民族資產階級才會轉化為革命的對象,到那時,人民民主專政本質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了。 

  在即將建立的人民政權中,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形式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這是中共七大就已經明確了的。但是,在以普選為前提的人民代表大會尚無條件召開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提出先在解放區范圍內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區別在于前者的代表非普選產生,“是由軍隊、政府民眾團體選派的”,而“開人民代表大會就要調查年齡、有沒有選舉權等,普選還是在戰爭結束后搞比較好”。[4]P334194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一份指示中指出:“目前解放區各級政權形式,應采取從下至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其名稱或稱農民代表會,或稱人民代表會均可(一般以稱人民代表會議為妥。中央注)。”“各級農民代表會,或人民代表會,為各級政府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權力應集中于代表會。”中央在同一指示中還就代表的直接選舉、間接選舉、代表任期問題提出建議,要求“在積極發動起來的群眾中,去放手建立創造與實驗這種制度,注意收集經驗,以便將來能正式規定解放區的政權制度”。[7]P474-475從當時的材料看,在條件較好的解放區,已經在嘗試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區、村(鄉)人民代表會議,作為區、村(鄉)兩級的權力機關,并以代表會議選舉產生政府委員會作為行政機關,實行議行合一的政治制度。實踐證明,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是新的人民大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新的政權形式,完全不同于資產階級的議會,也不同于抗日戰爭時期的參議會。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與其選出的政府委員會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所有行政、司法、立法等機構都由人民代表會議產生。一切重要問題都經過人民代表會議決定,由政府來執行。人民代表會議是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領導、動員群眾,聯合各革命階級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是黨與廣大群眾聯系的最好形式。毛澤東稱贊這一做法“是一項極可寶貴的經驗”,并指出“在區村兩級人民代表會議普遍地建立起來的時候,就可以建立縣一級人民代表會議。有了縣和縣以下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縣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就容易建立起來了”。[5]P1308-1309不過,隨著新解放區面積的不斷擴大,特別是隨著工作重心逐漸由農村轉向城市,中共中央還是慎重地選擇以更容易操作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黨和政權的領導機關聯系群眾的適當組織形式。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在新解放的城市和縣迅速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并且指出“一俟條件成熟,現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即可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8]P548。可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人民代表大會的過渡形式。從1949年12月開始,中央陸續制定了省、市、縣、區各級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使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體制正式固定下來。從1950年到1953年,各地紛紛召開不同級別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953年后,隨著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籌備,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漸漸退出歷史舞臺。 

  三、為建立新中國、執掌全國政權作準備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是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奠基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會議。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報告,全會認為,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如今,由于敵強我弱,黨的工作重心一直在鄉村。黨著重在鄉村聚集力量,在鄉村開展武裝斗爭,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為奪取城市作好準備。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確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經過遼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后,敵我力量發生了根本變化,農村包圍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經不適應了。從現在起,黨的工作重心應該由鄉村轉向城市,實行由城市領導鄉村的工作方式。然而這不等于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而應當城鄉兼顧,使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緊密地結合起來。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 

  實現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同時意味著黨的工作重點從武裝斗爭向管理和建設轉移。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深入討論了如何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確定,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工作時,黨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吸收大量工人入黨,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統治集團、官僚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會議明確指出,黨要立即開始著手各項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并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緊緊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會議號召全黨同志必須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會議特別提醒全黨,只有將城市的生產建設工作恢復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們的政權才能夠鞏固。否則,黨和人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失敗。毛澤東強調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農村也一樣,在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村土地問題以后,農村的中心工作“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5]P1428、1429。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5]P1433由于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全會強調要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強化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一方面,黨要認真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革命知識分子,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另一方面,黨要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時,黨必須堅持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地工作。全會科學地分析了革命勝利后我國的社會經濟成分,認為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將是構成新中國經濟的幾種主要形式。對于這幾種經濟成分,黨的政策應確定為:第一,必須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使這部分經濟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第二,對于占現代工業經濟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這就是說,利用它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必須限制它的消極方面,將其納入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第三,對于占國民經濟90%左右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向著集體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全會認為,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5]P1434-1435這是對1948年底至1949年初毛澤東提出的“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兩條外交方針的具體說明。幾個月后,毛澤東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進一步補充了“一邊倒”的第三條方針,即新中國必須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黨的工作重心即將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前夕,中國共產黨面臨成為執政黨和管理城市的歷史性考驗。為此,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警惕居功自傲和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還提出,我們要掌握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迎接新的更加偉大的任務的到來。他在報告的最后預言:“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5]P1439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確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為促進和迎接全國勝利的到來,為推動和發展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保證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充分準備。 

  1949年3月23日,新華社向全國發布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公報。同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離開西柏坡,踏上“進京趕考”之路。25日毛澤東到達北平西苑機場,受到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愛國人士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馬敘倫、李濟深等以及北平社會各界人士的歡迎。這些民主人士是響應中共的號召先期抵達北平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說明我黨的意見。同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的指示》。邀請發出后,受到各界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1949年1月22日,由55位民主人士簽署發表了《我們對于時局的意見》的聲明,表明了與中共團結一致、真誠合作的決心。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黨派人士在中共的妥善安排下陸續來到北平。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中南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和贊成“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等23個單位的134位代表與會,周恩來擔任臨時主席并致開幕詞。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指出:“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力量,統一全中國,有系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他滿懷信心地說:“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5]P1463、1467 

  1949年9月21日,經過三個多月的充分準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出席代表635人,來賓300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李濟深、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馬敘倫等89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林伯渠為大會秘書長。毛澤東致開幕詞,指出:“現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完全新的基礎上召開的,它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它獲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自己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6]P343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于北平,北平改名為北京;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元采用公元,當年為1949年;還通過了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以五星紅旗為國旗,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體委員的名額等。會議選舉了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之后,召開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等為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并親手按動電鈕升起了五星紅旗。隨后,舉行了閱兵式和盛大群眾游行。同日,在全國已經解放的各大城市,都舉行了隆重熱烈的慶祝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從此,中國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在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中稱贊說:“用政治協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權,組織人民自己的政府,這不止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光榮的大事,這也是世界人類史上值得永遠紀念的一個光榮的日期。”[9]P582今天,我們迎來新中國成立的第70個光榮的日期,經過70年的風風雨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可期。值此之際,我們更加懷念那些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和國締造者的豐功偉績,包括他們開創性地為建立新中國所作的理論準備。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3]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澤東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9]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M].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作者簡介:李文(1963—),男,山西大同人,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社會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社會史和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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