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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制研究
發布時間: 2019-12-27    作者:劉進偉    來源:國史網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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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兵役制、軍銜制、薪金制是軍隊正規化建設三大制度,是20世紀50年代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其中,薪金制是新中國工資制度改革在軍隊建設領域的體現。目前,學界關于軍官薪金制的專題研究已經有了一定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張星星:《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與新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5期;田園:《人民軍隊正規化建設的歷史經驗及啟示》,《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仲華:《新中國初期我軍正規化建設的再思考》,《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潘宏:《20世紀50年代人民解放軍“三化”建設研究》,《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等等。],但在實施薪金制的背景、具體方案和基層軍官對這一制度的態度等方面,尚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本文擬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實施薪金制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積極開展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人民軍隊自1927年建軍之后長期實施供給制。在物質條件極為匱乏的戰爭年代,供給制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物質支撐,同時也推動了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等軍隊內部民主建設的不斷發展。在供給制下,盡管具體的供應物資在各個歷史階段有差異,但主要內容都是統一供給服裝、棉被等生活用品,伙食按小灶、中灶、大灶標準供應,適當發放少許貨幣津貼。1956年10月,毛澤東在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曾回憶說:“我們的干部過去是享受供給制待遇,他們的一切費用都由公家包了。現在實行了薪金制,孩子的托兒費要干部自己負擔”。[1]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接收了大量曾為國民黨舊政權服務的人員,對他們實行“原職原薪”政策,而黨、政、軍人員繼續實行供給制,且發放一定津貼。這與抗美援朝戰爭正在進行、國民經濟尚在恢復、國家沒有足夠的力量實施薪金制等因素有關。1950年12月31日,為使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不因抗美援朝戰爭的軍費劇增而受到大的影響,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執行一九五一年度全國財政收支總概算的指示》。指示提出:由于抗美援朝戰爭的進行,“國防經費不僅居第一位,而且大大超過我們的預計,經濟和文化建設只能采取重點進行和有計劃推遲兩項方針”,并繼續實行供給制和低薪制。[2]

  然而,對舊政權留用人員的“原職原薪”政策和對軍人、各類機關工作人員的供給制與低薪制均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不論哪種政策或制度,人民收入都不高。另一方面,實施“原職原薪”政策的人羨慕供給制,認為這一制度可以衣食無憂;而實施供給制和低薪制的人,貨幣津貼少,難以解決生活中的多樣化需求。對于這一情況,夏衍晚年曾有過回憶:

  有一次陳老總請劉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飯,潘漢年和我都在座。飯后閑談,這兩位大將軍都在愁窮,陳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錢不夠用,劉帥則說他想買一部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問價錢,就只能放棄了買的念頭。陳毅同志風趣地對我說,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親是香港巨富),你則有版稅和稿費,你們都是老財,我們當兵的都是兩袖清風。可是,另一面,拿保留工資的卻有另一種看法,他們說你們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車,有辦公室,有不花錢的秘書,出差旅費可以報銷,我們呢,搭一次電車,打一個電話也得秘書掏錢。在歡慶解放的熱潮中,大家都自覺地服從政策,表面上平靜無事,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疙瘩,或者說是矛盾,我認為是和解放初期的這兩種制度的并存,是有一定的關系的。[3]鑒于這些問題,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取消供給制已成為大勢所趨,為此,黨和政府積極探索工資制度改革。1950年9月,“全國工資改革準備會議所制定的‘統一工資分’,為關內各地企業先后采用”,工資分制和包干制開始實施。其中,工資分是“以一定種類和數量的實物為計算基礎,用貨幣支付工資的計算單位”,其所含的實物種類和數量為:“糧0.8市斤,布0.2市尺,油0.05市斤,鹽0.02市斤,煤2.0市斤。實物牌號和食糧種類,各地的規定不同。其價格一般采用當地國營零售商店的零售價。各地工資分單價,由該地主管機關定期(按月、半月或日)統一公布”。[4]包干制是在供給制的基礎上,把伙食、服裝等基本供給項目折算成貨幣,再增加一定的城市生活費用,以現金形式支付給個人。包干制是從供給制向薪金制過渡的形式。

  就軍隊內部而言,隨著和平時期的到來,供給制的弊端日益凸顯。1953年9月,彭德懷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曾說:“不實行薪金制,則廣大的下層干部生活已難以維持”。他舉例說:“一個營長的伙食加津貼共48萬元[此處指第一套人民幣。1955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第二套人民幣,與第一套人民幣比值為1∶10000。],只等于火車上一個新參加的乘務員的薪金,等于一個較好的雇用炊事員的薪金,低于汽車司機的薪金”。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隊官兵的工作積極性,因此,彭德懷提出:“供給制不廢除,則各種標準制度都難以建立,一切均以人口計算,且對干部缺乏約束和鼓勵的作用”。[5]

  1955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委員會下發《關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津貼暫行辦法〉及其附件的解釋》,詳細總結了供給制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供給制下資源浪費現象突出。被供給人員數量多,軍人家屬、軍官家庭保姆、職工等非軍隊人員都是要供給的對象;供給物資種類繁多,各種日常所需物品都需要部隊供應。例如,“供給制時,平均每人每年發兩套襯衣,有的穿不完,也有的不滿意自己發的衣服,還要自己買……伙食由公家管,規定每人每日吃26兩或24兩,但實際上很多人吃不完……小孩保育上,家屬招待上,水、電使用上都有浪費”。第二,容易滋生“供給制思想”,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隊官兵工作的積極性。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委員會在解釋為什么實行薪金制時,指出供給制存在著平均主義成分,造成資源浪費、不足以鼓勵官兵積極上進等問題,以致部隊內部存在“‘干不干,一斤半’、‘不管工作做得好壞,反正是有吃有穿’”的現象,這不符合“采用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合理分配,‘按勞分配’的原則”。第三,軍隊供給制標準較低,發放的津貼難以滿足基層軍官的生活需求。[6]

  這表明,供給制和供給標準必須適應和平時期軍人生活的需要,符合軍隊正規化建設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國家經濟實力有限,抗美援朝戰爭仍在進行,軍隊繼續實施供給制是必要的。但隨著和平時期的到來,軍人與地方工作人員一樣面臨撫育子女、贍養父母、應對各種日常生活需求等問題。從人民軍隊正規化建設的角度來講,實行薪金制既能夠解決供給制資源浪費突出的問題,也有利于減輕軍人家庭生活負擔,使其更好地投身軍隊建設,同時還有利于密切軍隊內部關系、裁減部隊冗雜人員,推動人民軍隊整編復員工作的有序進行。因此,薪金制亟待實施。

  二、實施薪金制的具體方案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就已經開始醞釀實施人民軍隊義務兵役制、軍銜制和薪金制。但受抗美援朝戰爭影響,不得已推遲了這一工作。1952年8~9月,周恩來率代表團訪問蘇聯,在9月4日中蘇雙方的座談中,當談到士氣問題時,斯大林提出:“軍隊沒有勛章、沒有官階、沒有薪金是不正確的。不要將軍、元帥是無政府主義的想法”。對此,中方解釋說:“原打算全國勝利后逐漸實行從供給制轉到薪金制,后因朝鮮戰爭而推遲了兩年,預計1954年完全可以實現薪金制”。[7]1953年1月,彭德懷主持召開第10次軍委例會,討論薪金制,議定:“按少尉排長薪金為60萬至80萬元(舊幣),各級之間不宜相差太多,照顧國家財力三個原則擬定方案”。[8]3月23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分別成立編制、軍銜、薪金、兵役法、勛章條例委員會,為實施這些條例做研究準備工作。[9]

  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全國軍隊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召開。受毛澤東委托,彭德懷在會議上做題為《四年來的軍事工作總結和今后軍事建設上的幾個基本問題》的主題報告。在報告中,彭德懷分析了實施薪金制的條件:“我們已經有了統一的國家政權,而國家的財政經濟狀況已經有可能來保證軍隊的正常的和必要的軍費供給,也有可能負擔因為實行薪金制而必須增加的財政開支”。同時,彭德懷闡釋了士兵繼續實行供給制的原因:“實行薪金制,這只是對于職業軍人,也就是對于軍官來說的;至于士兵,因為在實行義務兵役制之后,當兵是人民的一種義務,且只限于在一定的期間內服役,兵役期滿后即行退伍,因此,對于士兵來說,還是實行供給制,除保證其一定標準的伙食、服裝外,另發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費”。彭德懷強調:“對軍官來說,實行薪金制,在目前也還只能是低薪制,要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才能逐漸提高薪金的標準”。[10]

  1954年11月,國防部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津貼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決定于1955年1月1日開始實行薪金制。在全面學習蘇聯建軍、治軍經驗的背景下,薪金制的具體方案是結合蘇聯經驗并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自身的具體情況而制定的。蘇聯軍官的薪金由職務薪金、軍銜薪金和軍齡補助金三部分組成,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雖然尚未實行軍銜制,但在20世紀50年代初已經完成了軍官評級工作,為依托軍官職級制定薪金標準創造了條件。因此,在具體方案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委員會采取了過渡的辦法,即規定“按軍官的級別定薪(簡稱‘級薪’),另加軍齡補助金”,軍官的薪資待實施軍銜制之后再由職務薪金、軍銜薪金、軍齡補助金三部分構成。鑒于軍隊工作的特殊性,《暫行辦法》還提出:“軍官的薪金應略高于政府機關和企業部門的工作人員的薪金”。[6]

  在1955年薪金制的具體方案中,級薪對軍官收入的影響最大。《暫行辦法》規定:“各級軍官的級薪均以正排級的級薪作為基數按照一定比例向上遞增”,“一九五五年的級薪標準,其系數以正排為一,至主席、副主席為七·五(相差六倍半)”。《暫行辦法》還規定:“級薪標準正排級的基數——六十萬元,比供給制時增高了,同時除了級薪以外,還有軍齡補助金和其他補助”。在這一薪金結構安排下,薪金的具體級差為:“正排級至正連級級差十五萬元,正連級至正兵團級級差二十萬元,正兵團級與大軍區級級差三十萬元”。[6]“除級薪外,軍齡在5年以上的還有軍齡補助金。入伍5年以上至10年的補助級薪的10%;15~20年的15%;20~25年的20%;25年以上的30%”。[11]符合一定條件的軍官,特別是駐地在高山、海島、邊疆等條件艱苦和邊遠地區,或工程師、醫師、教員等技術人員,以及在艦艇、飛機、潛水艇等特殊技術兵種服役的軍官,還可以享受相應的補貼。在這個薪金架構下,軍官的薪金能負擔一般家庭開支,“排長的薪金,按城市平均生活水平可養活5口人”。[11]

  之前,軍官及其家屬的生活開銷大多由部隊負責,實施薪金制后,軍官需用薪金解決個人及家庭生活所需。例如,軍官及其家屬所居住的部隊房屋要按月繳納租金和水電費,伙食改由自己解決。為方便就餐,1955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軍需部下發《對辦理軍官食堂的幾點意見》,規定:“軍官家屬及臨時來隊的家屬不得進入正規的士兵食堂就餐”,“軍官食堂應由給養部門領導”,“軍官食堂的經營管理是企業化的……軍官食堂一切經營管理費用均由經營所得中開支,國家不另外補貼”等。[12]

  探索和實行薪金制的時期,也是人民軍隊大規模整編和復員階段。副排級人員、女性軍人等是整編和復員工作的重要對象,為推動整編工作的順利進行,上述人員的工資需要專門安排。副排級人員在嚴格意義上屬于戰士群體,但又是部隊基層的骨干力量,是干部群體的后備軍。為加快軍隊正規化建設和促進軍隊整編,軍委決定大量縮減以至取消副排級軍官崗位。1955年2月,國防部下發《關于調整和處理副排級人員的決定》,規定副排級人員不按軍官薪金標準給予薪金,而是另行規定其薪金標準。為推動副排級人員分流,國防部做出專門規定:擔任軍官職務的副排級人員條件合格者,可提升為正排級,享受正排級薪金待遇;不足以提升的,或可繼續留任培養,或可選送進入軍隊院校深造以待提升,期間仍享受副排級津貼待遇。文書、收發員、文印打字員、電傳打字員等工作人員,可以轉為領取工資的薪金制職員。[13]

  在軍隊整編和復員工作中,女性軍人因生理等原因較難適應日益繁重的軍事訓練任務,需分批轉業復員。為推動女性軍人復員轉業工作的順利進行,1955年2月,國防部下發的《關于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決定》中規定了相應的薪金保障辦法:“一九五五年年底以前尚未處理者,可暫按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津貼暫行辦法供給,但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仍未處理完畢者,一律停止供給”。[14]

  實施薪金制是從供給制度上推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在探索薪金制具體方案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委員會既借鑒蘇聯軍隊的經驗,又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人民解放軍所處的發展階段、國家經濟實力等現實因素,科學地制定了薪金制的具體方案。與此同時,中央軍委認真安排副排級人員和女性軍人的整編工作,制定了相應的薪金待遇標準。因此,1955年薪金制的具體方案綜合考慮了人民軍隊的既有傳統、整編工作和發展趨勢,是推進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重要制度安排。

  三、基層軍官對薪金制的態度

  實行薪金制是20世紀50年代軍隊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軍隊建設、軍官日常生活等多重需要。在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精神的背景下,薪金制與地方后來實行的職務等級工資制的性質是一樣的,都屬于“勞動成果的分配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物質利益原則’問題”[6]。面對這一全新的供給形式,盡管絕大多數官兵積極擁護,但對于具體實施細節,特別是在津貼、補貼標準方面仍存在各種困惑。

  為此,1955年1~6月,《八一雜志》多次刊文解釋薪金制,這里僅列舉幾個較有代表性的問題:

  第一,技術人員的具體補貼標準。為了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達到激勵技術人員的目的,國家決定提高這些人的待遇。1955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委員會在《關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津貼暫行辦法〉及其附件的解釋》中提出,技術人員的補貼“照政府規定之薪金(工資)標準提高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評定薪金”。[6]

  第二,駐地在高山、海島、邊疆等條件艱苦和邊遠地區的官兵,如何克服物價對生活影響的問題。1955年前,部隊伙食供應“主要是發錢,除百分之五十的糧食發給實物外,其他均按工資分折款發給。伙食單位拿著所領到的錢自行采購”,但這一供應方法忽視了各地不同的物價水平,容易產生“駐在物價高的地區內吃虧,而駐在物價賤的地區內占便宜的現象”。為解決這一問題,1955年1月部隊開始實行“實物供應制度”,即“廢除發錢的辦法,而采取集中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由各級給養部門分級負責的保證食物供應的辦法”,采購食品的相關費用集中報銷。[15]關于伙食供給,《八一雜志》還于1955年4月刊發了《為什么實行給養標準和給養供應辦法的改革》一文,做出具體解釋并提出改進措施。

  第三,關于生活補助的困惑,這主要是針對實施薪金制后,軍人家屬和多子女家庭的生活性補貼如何解決的問題。1955年5月,《八一雜志》做出了詳細的解釋:“多子女軍官的補助屬于社會救濟性質,是由福利費內解決的,社會救濟自然不能按軍官的級別辦理”,但是不管軍官的級別高低,“一律由第四個孩子算起給以同等數量的補助”。[16]

  此外,為適應軍隊整編需要,一些基層官兵因要轉為無軍籍的工薪制職員,心理起伏較大。1955年6月,《八一雜志》專門刊發介紹軍事體育學校經驗的文章:該校有54名非軍官職務軍人需要轉為無軍籍的工薪制職員,他們產生了一些負面情緒:“有的埋怨組織上不照顧,認為‘革命好幾年了,為什么還要自己脫下軍衣?’”;“有的發牢騷說‘大門(參軍)走對了,二門(擔任非軍官職務)走錯了’”。此外,他們還擔憂轉為工薪制職員后,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會隨之降低,還有少數人滋生了“大勢所趨”、“消極認命”的心理。例如,“軍械保管員×××考慮改工薪制問題,工作安不下心來,三天只擦了一挺郭留諾夫重機槍;有的同志學習時學不進去,有的夜晚睡不好覺”。[17]對這些顧慮,軍事體育學校政治部進行了細致的解釋工作,幫助他們轉變了思想認識。

  除上述問題外,在實行薪金制以后,軍官薪金略高于政府機關和企業部門相當職級的工作人員,但仍有少數人想進一步提高薪金標準。1957年5月,黃克誠在全軍整風座談會上指出:“還有人要求提高物質待遇,比如個別單位有人要求一年發三套衣服,這就辦不到。因為我們現在平均每人一年要用一匹布,而國家機關干部和市民只三四十尺,農民更少,再增加就要遭到群眾的反對了。還有薪金問題,地方反映軍隊薪金標準太高,但軍隊干部卻有的還說太低,要求調整,這都是不了解全面情況的原故”。[18]

  必須指出的是,薪金制的實施符合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適應了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形勢,也緩解了基層官兵生活中的壓力。據當時在軍隊基層工作的李來柱回憶:“軍隊干部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是從1955年1月開始的”,“1949年全軍規定統一的津貼費標準,連、排級干部每人每月只有1元7角2分錢。薪金制的實行,大大改善了干部的物質生活待遇。干部薪金由級薪、軍齡補助兩部分組成。像我這樣抗戰時期入伍、上尉軍銜、正連職的干部,月薪金為99元。我記得當時的生活消費很低,家屬一個月支出只有20元左右”。[19]

  薪金制符合按勞分配的原則,提高了軍官的薪資水平,解決了其生活困難,受到解放軍官兵的普遍擁護。個別官兵對薪金制的困惑并沒有影響這一制度的實施,通過有針對性的宣傳和解釋工作,軍隊基層官兵進一步認識到實施薪金制的必要性,能夠結合國家工資制度改革、合作化運動等,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待部隊供給制度改革,從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大局去思考個人所面臨的復員轉業、轉改工薪制職工等問題。

  四、薪金制的影響與調整

  薪金制是20世紀50年代國家工資制度改革的組成部分,體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雖然薪金制的實施方案與地方工資制度改革有差異,但其精神實質和基本內容是一致的,薪金制于1955年初開始實施,對工資制改革有一定借鑒意義。1955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自今年七月份起全部實行工資制待遇的通知》,提出:“為了統一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決定自今年七月份起全部工作人員一律實行工資制待遇”。由于工資制改革要因地制宜,為方便各地按消費水平制定方案,國務院要求各省市“在未接到正式命令之前,自七月份起可先將包干制人員按現行工資標準一律改為工資制待遇,俟正式命令下達后,按新工資方案再行結算”。[20]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推動工資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國家工資制度改革主要是建立職務等級工資制度。1956年4月,全國工資會議召開,李富春做了《工資改革的意義及改革的原則》的報告,提出:“對一切勞動者實行物質鼓勵的方針,使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同政治覺悟相結合、個人利益同國家整體利益相結合、眼前利益同長遠利益相結合”;“工資級差安排得當,可以鼓勵職工提高文化技術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的發展”;強調工資改革文案不能搞“波浪式”增長,以免造成被動,要符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增加工資的原則。[21]6月1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32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決定“根據按勞取酬的原則,對企業(包括國營企業、供銷合作社企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前的公私合營企業)、事業和國家機關的工資制度,進行進一步改革”。[21](p.373)

  這次工資制度改革推動了薪金制的進一步調整,主要是縮小軍官與地方干部、高級軍官與基層軍官之間的收入差距。薪金制以軍官級別為基本依據,有其合理性,但如不同級別軍官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容易影響部隊內部關系、軍地關系。1956年7月14日,為了提高基層軍官的收入,第83次軍委會議確定:“正團級以下每人增加薪金5元,準師以上不增”。[8](p.626)10月,彭德懷主持召開軍委臨時會議,在談到薪金問題時提出:“今年的薪金,將軍以上的仍不增加,總之要保持不超過地方上同等干部的10%”。[8](p.630)12月14日和22日,彭德懷“兩次召開專門會議,座談和說明高級干部降低薪金的問題”,并指出:“薪金問題是個制度問題,又是個政策問題,應當鄭重考慮。我們的原則應當是:一、有利于團結群眾,不能超出群眾生活水平太遠;二、有利于團結內部,等級差額不能太大。”[8](p.635)1957年1月,彭德懷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做總結發言時指出:“我們在制定級別薪金時,軍官薪金標準定高了一些,這與勤儉節約,從多方面積累資金,建設社會主義的總方針是不相符合的,

  也不完全符合我國現代的生產水平和社會主義對于勞動果實合理分配的原則”;認為“軍隊與地方的關系一般說來是好的、正常的,但沒有像戰爭時期親密,普遍存在著疏遠現象”,并提出“多子女補貼制度不合理,要予以修改,生活困難的干部可以從福利費中補貼”等建議。[8](pp.639,640)同月,彭德懷還提出:“軍隊中最高薪金與最低薪金的比例顯得過大,上下懸殊,不利于發揚上下級一致的光榮傳統,便確定從正師級到軍委副主席,每級都作不同程度的降低,把軍委副主席每月450元,降至400元。大軍區級降40元,兵團級降23~28元,軍級降12~19元,師級降5~9元。”[5](p.314)

  此后,毛澤東從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等角度對薪金制進行了新的思考。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主持召開各協作區主任會議時指出:“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星期天,沒有八小時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上萬的人調動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精神很好”。他還提出:“是不是由干部帶頭恢復供給制?”[22]8月3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體會議并講話,談道:“實行薪水制以來的缺點就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都要有等級的,辦公桌是有等級的。這樣一來,脫離群眾,戰士就不喜歡軍官,農民就不喜歡我們縣、區、鄉的干部,城市里的工人也不喜歡我們”。[22](p.426)

  在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推動下,中央開始調整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這次調整以降低高級領導干部薪資標準為主。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降低國家機關三級以上黨員干部工資標準的決定》,為了縮短最高工資標準與其他各級工資標準之間的差距,“決定在一九五七年降低后的國家機關十級以上干部工資標準的基礎上,將國家機關一、二、三級的工資標準合并為一級,并且降低為四百元(按一類地區計算)。四級以下的工資標準一律不變,現已降低者一律恢復”。[23]2月26日,彭德懷主持第166次軍委會議,會議“根據中央關于降低國家機關三級以上黨員干部工資標準的決定精神,確定將軍隊最高工資由現定400元,降至360元,360元以下的不減,自1959年3月起執行。軍齡補助辦法仍按現規定不變”。[8](p.722)

  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是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是新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特色與政治優勢。20世紀50年代軍官薪金標準的調整,受國家經濟水平、地方工資標準、軍費裁減等多重因素影響,關乎軍隊與地方關系和軍隊內部關系。1955年薪金制的實施,為地方工資制度改革積累了經驗,而軍官薪金標準的變化,以縮小高級干部與基層軍官之間、軍官與地方干部之間的收入差距為目標,體現出黨和政府對官兵關系、軍民關系的重視。

  實施薪金制是20世紀50年代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一是直接解決了軍官的現實生活困難,調動了他們投身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積極性;二是推動了軍隊后勤制度改革,提高了軍隊后勤正規化建設水平;三是適應了50年代國家工資制度改革的時代背景,促進了經濟社會建設與國防軍隊建設關系的協調;四是鞏固了人民軍隊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優良傳統,密切了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的聯系。

  [參引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頁。

  [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頁。

  [3]楊揚選編:《文路滄桑:中國著名作家自述》,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7頁。

  [4]王宗華主編:《中國現代史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頁。

  [5]《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頁。

  [6]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委員會:《關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津貼暫行辦法及其附件的解釋〉》,《八一雜志》1955年第2期。

  [7]師哲口述、李海文著:《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367頁。

  [8]《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1頁。

  [9]《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9~560頁。

  [10]《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485頁。

  [11]《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頁。

  [12]總后勤部軍需部:《對辦理軍官食堂的幾點意見》,《八一雜志》1955年第7期。

  [13]國防部:《關于調整和處理副排級人員的決定》,《八一雜志》1955年第3期。

  [14]國防部:《關于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決定》,《八一雜志》1955年第3期。

  [15]《八一雜志》編輯部:《為什么實行給養標準和給養供應辦法的改革》,《八一雜志》1955年第6期。

  [16]《八一雜志》編輯部:《有關實行薪金制的問題和解答》,《八一雜志》1955年第8期。

  [17]軍事體育學校政治部:《我們是怎樣對將改工薪制的人員進行教育的》,《八一雜志》1955年第9期。

  [18]《黃克誠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672~673頁。

  [19]《李來柱上將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頁。

  [20]《國務院關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自今年七月份起全部實行工資制待遇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5年第10期。

  [2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221、223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418頁。

  [2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

  171頁。

  [作者簡介]劉進偉,法學博士,講師,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5。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4期。

  [責任編輯:葉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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